我1924年出生在北平,1948年離開北平。直到1974年,我才第一次回國。“故園千里隔,休戚總相關。”無論在哪,中國文化是我的精神命脈,祖國是支撐我的根。

 

我1924年出生在北平,1948年離開北平。直到1974年,我才第一次回國。“故園千里隔,休戚總相關。”無論在哪,中國文化是我的精神命脈,祖國是支撐我的根。

  1966年,我赴美國講學,先後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在那裏我講授中國古典詩歌。我對於杜甫的《秋興》有特別的感情。“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每當我在海外講到這句,常常不知不覺就會熱淚盈眶。我自己也寫過一首詩,有兩句,“天涯常感少陵詩,北斗京華有夢思”。

  1977年我第二次回國。到了杜甫曾遊歷的長安,寫了《紀遊絕句十二首》,其中一首“詩中見慣古長安,萬裏來遊鄂杜間。彌望川原似相識,千年國土錦江山。”那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

  用異邦語言講授中國的古典詩歌,畢竟有所隔膜,只能翻譯大意,詩詞的神韻、語言的微妙之處,都不能淋漓盡致地表達。我一直想回國講學。

  1978年改革開放,我終於投出了回國教書的申請信。

  那是溫哥華暮春的黃昏,家門前的樹林之上,落日熔金,倦鳥歸巢。我穿過樹林走到馬路那一邊的郵筒,馬路兩邊的櫻花樹,正飄舞著繽紛的落英。春光即將長逝,向晚的光景喚起了我對年華老去的傷感。當時我吟寫了兩首絕句:“向晚幽林獨自尋,枝頭落日隱餘金。漸看飛鳥歸巢盡,誰與安排去住心。”“花飛早識春難駐,夢破從無跡可尋。漫向天涯悲老大,餘生何地惜餘陰。”金色的餘暉雖美,終將沉沒,似錦的繁華雖美,也終將飄零;而我想要回國教書的願望究竟何日才能實現呢?

  沒想到我的申請很快得到批准。1979年我第一次回國講學。那時“文革”剛剛結束,大專院校剛恢復招生,教師的收入也很低,南開大學的教授一個月的工資只有幾十塊錢。但我願意自費回來教學,包括往來機票等費用都是我自己承擔。我寫的一首詩可以表明我的心境:“構廈多材豈待論,誰知散木有鄉根。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那一年,我曾先後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和南京大學講課。

  1991年,我在南開大學創辦“比較文學研究所”(後改名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1996年,我在海外募得蔡章閣先生所捐助的資金,修建了研究所辦公大樓,我還為研究所捐出10萬美元,設立了“駝庵獎學金”和“永言”學術活動基金。詩詞是文化傳統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最真實的思想,最真切的情感表露,這種思想和情感比大道理更重要。我希望中國古典文化薪火相傳。

  1999年國慶,我受邀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新中國成立50週年國慶宴會和慶祝大會。當時我的心情非常激動。我們的國家經歷過很多災難,有今天的發展和地位真是非常不容易。抗戰時我正讀初中,每天聽到國土寸寸失落,那種心情是沒經過那個年代的人無法體會的。

  10年過去了,如果今天讓我談感受,最深的一點,就是經過60年的發展,國內的物質已經比較富足,但貧富懸殊、城鄉差異等問題需要補足,精神家園的構建和凈化不能再被忽視。

  曾經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一家電視臺邀請他去做講座,並聲稱如果3分鐘還不能逗大家笑,講座就有問題了。這意味忽視傳遞精神力量,鼓勵惡俗地添油加醋。這方面媒體應該負起責任。(作者葉嘉瑩為古典文學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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