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thel 清兵入關,鐵騎板蕩秦樓楚館,並正式取官妓,市井娼妓一枝獨秀。娼妓業在戰爭的喘息迅速複業,其昌盛首推揚州、南京、蘇州、杭州、廣州、北京以及後期的上海。在南京,十裏秦淮,裙履笙歌,妓女分蘇幫、揚幫、本幫。蘇幫善文,琴棋書畫;揚幫善武,唱做念打。

清兵入關,鐵騎板蕩秦樓楚館,並正式取官妓,市井娼妓一枝獨秀。娼妓業在戰爭的喘息迅速複業,其昌盛首推揚州、南京、蘇州、杭州、廣州、北京以及後期的上海。在南京,十裏秦淮,裙履笙歌,妓女分蘇幫、揚幫、本幫。蘇幫善文,琴棋書畫;揚幫善武,唱做念打。當時最流行的休閒項目,莫過於挾名妓乘畫舫以游秦淮。而在揚州這一名妓的故鄉,金粉之盛,不亞秦淮,且揚妓挾其彈唱技藝,北上京師,東進上海,南下廣州,西臨漢口,可謂「經營天下」。其時的北京市井,又是另一番景象,達宮貴人,高梁子弟,士子墨客卻以狎玩「象姑」(男優)為時尚,所謂其人「有女兒態而無女兒身」,多以男性優伶侑宴佐席,既不傷風化,又達到銷魂怡情之目的。這在高度政治化的京師,實為狎妓的變種。

民國時代的上海灘以「十裏洋場」昌盛一方的同時,也成為娼妓業的大都會。妓女名目繁多,各適其主。時有「書寓」、「長三」為色藝兼售的高等妓女;「么二」,「台基」、「野雞」、「煙花間」、「釘棚」、「咸水妹」等,則為中低檔妓女;甚至有大量外籍妓女,以日本、白俄、西班牙女郎居多。據1925年的一項調查,世界各主要城市明娼與居民之比,倫敦為1:906,柏林為1:582;巴黎為1:481;芝加哥為1:437,東京為1:277;而中國的北京為1:258,上海則為1:137。每137個人中有一個是妓女,堪稱世界之最。在這裏還不包括甚至大大超過明娼數的暗娼土妓,足見妓業之盛。

於是「娼妓文化」作為市井文化的變種怪胎,也浮流於市井表層,亂哄哄地湊上一份熱鬧。「花榜」的盛行與《嫖經》的出現是其中的最具特色者。隨著娼妓業在市井的活躍興盛,嫖客們開始對她們公開地品評和研究,以他們的審美標準來評定妓女的等級和其中的佼佼者。如明嘉靖間「金陵十二釵」的評選,甚至影響到後代曹雪芹的《紅樓夢》。當然,「花榜」的主持者多為自命風流的失意文人,因而在花榜中也把當時官場、科場中最榮耀顯赫的頭銜,毫不吝嗇地轉贈給賣笑的娼妓,如女學士、女狀元、女榜眼,女探花、女太史之類,包括用大自然中最豔麗多姿的珍卉奇葩.如牡丹、芍藥、海棠、臘梅等去讚美命名妓女,這實為一種深刻的諷刺。更有甚者是明代《嫖經》的出籠,已經把狎妓的視野由外貌風度、風情意趣轉向妓女的心理習性,並以理論總結了嫖妓經驗以作狎客嫖主的指南,實為社會道德淪喪之傑作。

娼妓的來源比較複雜。官妓一般為兩大來源,一為罪官妻女,沒籍為妓;一為強選良家女子,納為官妓。娼妓子女,必得承襲母業,代代為娼,除非有重金贖身從良。私妓主要為生活所迫,如家境貧寒,婚姻不幸者,也有受人拐騙落人火坑。當然也有部分女子追求聲色,看重錢財,不知廉恥而自願「下海」,這種情形在蘇、揚兩幫中常常不乏其人。但是也有不少婦女失身不失志,嚮往忠貞專一、夫唱婦隨的境界。如唐代青州妓女段東美,因情人病故,素服扶棺哀號而死;再有名妓徐月英有詩《敘懷》:「為失三從泣淚頻,此身何用外人倫;雖然日逐笙簫樂,常羨荊釵與布裙。」更有妓女隊裏深明大義、忠勇愛國者,如南宋郵妓女毛惜惜,因不肯為叛臣侍宴,慘遭殺戮,《宋史》將其收入《列女傳》。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不但廢官妓,也禁私妓,但是私妓卻在清代達到空前繁榮的局面。這決非偶然的社會現象,也非市井形態的改變所能改變。如果整個社會制度不變,娼妓生存的土壤仍在,青樓會永遠豔幟高揚。

各妓赴宴,有妓女用跟班,輪繫小鈴叮噹作響,招搖過市。

金陵十二釵

有恣意聲色者,重金收集風塵女郎,共12人,藏之家中后園,曰之為「金陵十二釵」。于天香國色樓,諸女環列。有彈絲品竹者,擊鼓傳花者,弈棋作畫者,不一而列。公子顧而樂之,與夫人對飲。文人沾花習氣,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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