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一個距離中國東海岸1,500公里之遙的西南內陸城市,一個包括了3,200萬城鄉人口的超大城市。


重慶,一個距離中國東海岸1,500公里之遙的西南內陸城市,一個包括了3,200萬城鄉人口的超大城市。

這個城市在國際範圍內引起廣泛關注,起因於它近年來幾個奇跡般的經濟指標:第一、2008年,當全球各大經濟體都在金融危機泥潭中掙扎,中國當年的GDP增長也因此而大幅下滑至9%時,重慶GDP增長卻一枝獨秀地達到了驚人的14.3%,進出口額增長28%,實際利用外資增長151%;第二、當中國經濟因出口大幅下滑而面臨艱難的結構調整挑戰時,重慶卻提前交出了成績單——內需:國內消費占GDP的比例57%,國內投資占GDP的比例62%;外需:出口額減進口額所得淨出口額占GDP的比例-19%;對應於中國全國平均的49%、42%和9%,優點赫然。

來自中國和外國的專家學者紛紛來到重慶,他們在這幾個不可思議的經濟指標之外又看到了更多的東西,它的「五個重慶」建設(宜居重慶Livable Chongqing、暢通重慶Smooth Chongqing、森林重慶Green Chongqing、平安重慶Safe Chongqing和健康重慶Healthy Chongqing),它的「唱紅打黑」,它的「民生十條」、「縮小三個差距」…;人們看到,支撐著這個中國西部經濟中心強勁經濟表現的,並不是一兩個特殊優勢,而是一個成套的東西,一個綜合體系。

於是,「重慶模式」之說不脛而走。

很多人認為「重慶模式」給出了解決中國問題的答案,指明了道路,激發了希望。《紐約時報》記者將重慶稱之為「中國未來城市的範本」。

然而,對於這個其人口總數相當於整個大洋洲的巨大城市,任何問題都不會是簡單的。如何理解「重慶模式」,如何解釋這個經濟體的成功,成為了在學界和輿論界引發熱議的熱點問題。

按西方通行的標準看,這個模式一定有問題。大政府、社會主義、威權、人治、紅色,與自由主義所宣導的小政府、市場經濟、自由、民主、法治等格格不入。既然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念至今仍佔據著道義上和價值上的制高點,那麼,任何與之不相符合的模式都不可能沒有問題。即使表面上沒有問題,內部也一定有問題;即使現在沒有問題,將來也一定出問題。

批評者們通過找到一些論據來證明這個模式有問題,現在和將來都有問題,不是難事,但似乎意義不大。就像是面對著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說這個火車設計上不理想,說它早晚要退役,都沒說錯,但這些斷言都不影響它當下的高速前進,所以,也就不影響它給所有的旅客帶來的當下利益。

就我親眼所見,「五個重慶」建設都有實際的績效,最直觀的兩個建設:「森林重慶」和「宜居重慶」,確實名不虛傳。看到重慶新城區到處鬱鬱蔥蔥的綠樹和園林,可以想像,按現在的模式十年、二十年不變地發展下去,沒有什麼人工景觀創造不出來。

暫且不論大政府、強人政治、人大於法的危險性和後遺症,也暫且不論紅色文化和紅色貴族在當今中國政治中的潛在含義,如果「重慶模式」的確創造了一個「國進民也進」、「貧變富、富更富」的經濟發展局面,那麼它實際上正在嘗試著解決傳統的資本主義和傳統的社會主義都未能很好解決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

當我從重慶市長黃奇帆口中聽到,重慶市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措施,將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精確地控制在某個數值上,並在小數點後兩位上進行調控;我的理論知識告訴我,這就是無數人心目中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

如果說當年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多多少少是由於不夠科學、不夠精細、過於放縱、過於極端而導致了各種社會災難,那麼,今天的「重慶模式」,也許至少是在嘗試著加強這兩種主義的科學性和可控性。

無論如何,擱置一下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哲學和道德上的爭論,直接面向其機制和技術上的問題,利用新的知識和手段對其進行改進,總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

在我看來,這也正是重慶的人們正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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