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名聲不好的原因

儘管歷史學家對明朝早有定論,認為明朝(1368年-1644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歷經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十七朝,國祚276年,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強大而又比較有成效的封建王朝。有評論說,「明朝是中國繼周朝、漢朝和唐朝之後的盛世(黃金時代),史稱治隆唐宋、遠邁漢唐。並非虛言妄言。

儘管歷史學家對明朝早有定論,認為明朝(1368年-1644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歷經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十七朝,國祚276年,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強大而又比較有成效的封建王朝。有評論說,「明朝是中國繼周朝、漢朝和唐朝之後的盛世(黃金時代),史稱治隆唐宋、遠邁漢唐。大明,無漢唐之和親,無兩宋之歲幣,天子禦國門,君主死社稷。當為後世子孫所敬仰。」並非虛言妄言。

但明朝在許多人的印像中,是一個推翻暴元統治,卻皇帝無能、政治黑暗、官員腐敗,最後在內憂(農民起義)外患(後金入侵)之下滅亡的封建帝國。尤其是對於明朝的皇帝,幾乎沒有一個名聲好的:殺人如麻的洪武、滅人十族的永樂、蟋蟀皇帝宣德、兵敗被俘的正統、熱衷仙術的嘉靖、二十七年不上朝的萬曆、木匠皇帝天啟、亡國之君崇禎等等,似乎他們每一個都可作為帝王治國執政的反面教材。

按說,明朝作為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統治的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南方統一北方而達到統一全國的帝國,是有其特殊功績特殊地位的。假如以事實說話,明朝創造了許多中國歷史上的正面第一:明初天下大治,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弘治中興、萬曆中興等,一個接一個,一派盛世景像;明朝疆域最大時東、南至海,北抵西拉木倫河、陰山,西包西藏、雲南,東北達外興安嶺,西北及哈密,包括內地兩京十三省、南海諸島,並曾在東南亞舊港等地設有羈縻管理機構,影響力波及整個亞洲和非洲東岸,1662年鄭成功打敗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島,使得中國勢力範圍達到頂峰時期;明朝經濟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屬於發達階段,後世計當時朝廷稅收,明朝的經濟規模世界第一;文化科技一派欣欣向榮,東方的莎士比亞湯顯祖在此,《三言兩拍》也出現在此,長篇小說中的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堪稱一代巨著;鄭和下西洋、萬曆援朝戰爭、明長城修建等舉世矚目…

在這許多令人稱頌的業績面前,為何人們仍舊把明朝皇帝看得是一名不文呢?其中原委錯綜複雜,既有內在因素,也有外在原因,更有誤解與偏見。筆者斗膽提出些自己的未必正確準確的看法:

其一,正確看待明朝皇帝的所作所為,堅持歷史的辯證的觀點分析。

以現代人的哲學思維,對許多事情都能辯證地看待,這無疑是一種進步,更是一種原則。對於帝王這個特殊的職業,要放在大環境、歷史性、辯證地看待。譬如,昏君楊廣尚聞其滅陳之功,宋徽宗趙佶也被承認其在書畫界園林建築界的地位;明君如漢武帝劉徹受累于晚年的巫蠱事件,唐太宗李世民的弑兄逼父也為許多人所不齒,但他們確實治國頗有功績等。一般說,瑕不掩瑜,尚見其瑕,是明智的;瑕若掩瑜,不見其瑜,就片面了。顯然,民間對明朝的帝王缺乏全面的認識,導致不見其瑜,以至名聲不好,是出現對明朝帝王評價不准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理智分析明朝歷史的評價點評,堅持公正的全面的態度對待。

歷史本應實事求是記載人物事件,但史官立場與環境氛圍不可能不影響對記載史料的公正度問題。我們知道,清朝為了維護滿族的統治,實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來禁錮國民的思想,還和中國的流傳了數千年儒家文化中的糟粕相結合,形成了一種特殊了國人品格—-奴性!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頭百姓,都是以奴才自稱,魯迅先生筆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國人形像就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當他們心中有所不滿時,只會怨天怨地,「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一般不會報怨制度,報怨政府,報怨帝王,更不用說去反抗。故許多史官在記載明朝史料時,不惟實只唯上,朝廷需要什麼就寫什麼,無法準確反映歷史真相。

加上清朝在大量刪改銷毀前朝政治經濟文學成就、奴化國人思想的同時,還大興文字獄,加大君主專制力度,造就了清朝治統與道統的高度統一,大臣就沒有與帝王進行政治鬥爭的資本,再加之自己思想上本就認為自己就是封建帝王的奴才,所以不會也不敢去干涉皇權。處於這樣一種環境,那裡還有人敢於公正評價前朝帝王或事件?而後人則往往被這些支離破碎的歷史記載所誤導誤解。

其三,科學探討明朝人物的言行舉止,堅持求真的務實的原則把握。

有人說;從「胡惟庸案」發生以後,朱元璋就廢除了在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丞相制,挑選一些人組成智囊團—-所謂的內閣,幫助自己處理政務。但永樂以後,由於一些原因,內閣成員的實際地位大大擔高,內閣的實際權力變大。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內閣成員間也不例外,於是以各自為首的政治團體相互攻擊!此時皇帝雖置身事外,但又註定不能隔岸觀火,他必需做出選擇,而政治是沒有黑白的,只有血紅!只能根據自身的帝王之術和政治集團的利益分配做出決定,也必然會損害部分官員、人民的利益。以上似乎和其它王朝沒有區別,但區別在於明朝的內閣制導致了這種政治失敗不是徹徹底底的失敗,接受他們政治思想的官員進入內閣之後拔亂反正,底層官員和人民大眾處於朝三暮四的政治風中,於是,昏君就產生了…這也是明朝奸臣特多的原因。

雖然這種評價有些過於武斷,卻並非沒有道理。明朝從鼎盛走向沒落直至滅亡,就是因為中後期的帝王在治國理念、統治手段、管理方式、用人政策、對外關係等方面遠落後於時代發展需要所致。

在筆者看來,明朝所實行的制度也有些問題,它導致了治統與道統的高度分化。所謂治統即指控制社會的實際政治權力的傳承;所謂道統即管理社會、指導社會中各種關係的思想和理論。當時的帝王掌握治統,而臣子掌握道統。言官們因向皇帝進諫而受到懲罰,如被罰俸、梃仗(打板子)、收監、流放等,那是無尚光榮的事,民間輿論都站在他們這邊,帝王是被同情;換句話說,皇帝是不能也不敢隨便冤殺大臣的,而內閣大臣也仗著自己掌握道統,制約皇權,甚至還敢君命有所不受,最典型的是嘉靖年間的「大禮」之爭,嘉靖帝卻無可奈何。於是乎,必然出現一種副作用,皇帝的權力得不到有效發揮,政府的權威得不到有效保障。當能為而無法為成為主流,就不可避免地產生嚴重弊端,影響政令暢通落實。

其四,認真感悟明朝文化的傳播影響,堅持整體的全域的輿論宣傳。

前文提到,明朝是個文學創作的鼎盛時期,也是個取得巨大成就的年代。但我們不僅要看到文化的大力發展,還要看到其背後的歷史趨勢。經過上古的神話,先秦的寓言,魏晉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說,唐代的傳奇,宋元的話本,明初的擬話本之後,小說的發展終於在明朝中期達到巔峰—-章回體小說,文學從此不再是騷人墨客的專利,開始走下神壇,邁入民間,大量的民間文學家由此產生。吳承恩、羅貫中、施耐庵不愧是此行列中的佼佼者。

由於在明朝,大量的文人秀才做官的概率很小。他們有充足的時間和足夠的能力去參與小說創作,因為相對而言,此時言路較為通暢,「文字獄」不是很嚴重,他們能夠也敢於將自己對社會、對制度、對政府、對皇帝的不滿或明或暗地帶到了小說之中。當這些小說流傳在甕牖繩樞之戶,鐘鳴鼎食之家時,作者的不滿往往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於是,昏君便在人們心目中又產生了。

其實,有些時候,文學作品反映的情況未必就是主流現狀。據史料記載,明朝當時朝中雖然奸臣當道,但民間經濟發展極為迅速,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也是在這個時候產生,民間生活並非水深火熱。明末,傳教士利瑪竇的《中國劄記》這樣記載中國:這裡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而普遍被人們看好的清朝乾隆時代,當時來訪的英國使者馬戛爾尼則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軍隊像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可見,小說不是史實,不能盡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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