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個時代事實上總有許許多多不滿現狀的人。現代以前,這些人怎樣對付他們的「不滿」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頭。年頭就是時代,世道由於氣數,都是機械的必然;主要的還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這個世道裡,這個年頭上,怪誰呢!命也是機械的必然。這可以說是「怨天」,是一種定命論。命定了吃苦頭,只好吃苦頭,不吃也得吃。

讀書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強調那「時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歎,好像「人心不古」才「時世日非」的。這可以說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為什麼會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賢者不在位,統治者不好。這是一種唯心的人治論。可是賢者為什麼不在位呢?人們也只會說「天實為之!」這就又歸到定命論了。可是讀書人比老百姓強,他們可以做隱士,嘯傲山林,讓老百姓養著;固然沒有富貴榮華,卻不至於吃著老百姓吃的那些苦頭。做隱士可以說是不和統治者合作,也可以說是扔下不管。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一般就是這個意思。既然「獨善其身」,自然就管不著別人死活和天下興亡了。於是老百姓不滿現狀而忍下去,讀書人不滿現狀而避開去,結局是維持現狀,讓統治者穩坐江山。

但是讀書人也要「達則兼善天下」。從前時代這種「達」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當然要多多少少改變那自己不滿別人也不滿的現狀。可是所謂別人,還是些讀書人;改變現狀要以增加他們的利益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於只擔個名兒。若是太多照顧到老百姓,分了讀書人的利益,讀書人會得更加不滿,起來阻撓改變現狀;他們這時候是寧可維持現狀的。宋朝王安石變法,引起了大反動,就是個顯明的例子。有些讀書人雖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輩子憧憬著有這麼一天。到了既窮且老,眼看著不會有這麼一天了,他們也要著書立說,希望後世還可以有那麼一天,行他們的道,改變改變那不滿人意的現狀。但是後世太渺茫了,自然還是自己來辦的好,那怕只改變一點兒,甚至於只改變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況且能夠著書立說的究竟不太多;著書立說誠然渺茫,還是一條出路,連這個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滿向哪兒發洩呢!於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這種讀書人往往不擇手段,只求達到目的。政府不用他們,他們就去依附權門,依附地方政權,依附割據政權,甚至於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極端的甚至於甘心去做漢奸,像劉豫、張邦昌那些人。這種失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群的富貴榮華,沒有原則,只求改變,甚至於只求破壞他們好在混水裡撈魚。這種人往往少有才,挑撥離間,詭計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種權力,才能發生作用;他們只能做俗話說的「軍師」。統治者卻又討厭又怕這種人,他們是搗亂鬼!但是可能成為這種人的似乎越來越多,又殺不盡,於是只好給些閑差,給些乾薪,來綏靖他們,吊著他們的口味。這叫做「養士」,為的正是維持現狀,穩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這裡面包括韌性和惰性,雖然很大,卻也有個限度。「狗急跳牆」,何況是人!到了現狀壞到怎麼吃苦還是活不下去的時候,人心浮動,也就是情緒高漲,老百姓本能的不顧一切的起來了,他們要打破現狀。他們不知道怎樣改變現狀,可是一股子勁先打破了它再說,想著打破了總有希望些。這種局勢,規模小的叫「民變」,大的就是「造反」。農民是主力,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領導人。在歷史上這種「民變」或「造反」並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給暫時的壓下去了,統治階級的史官往往只輕描淡寫的帶幾句,甚至於削去不書,所以看來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漢明兩代都是農民打出來的天下,老百姓的力量其實是不可輕視的。不過漢明兩代雖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來的,結局卻依然是一家一姓穩坐江山;而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農民的面目,倒去跟讀書人一鼻孔出氣。老百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現狀,可又復原了現狀,改變是很少的。至於權臣用篡弑,軍閥靠武力,奪了政權,換了朝代,那改變大概是更少了罷。

過去的時代以私人為中心,自己為中心,讀書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來的天下還是歸於一家一姓,落到讀書人的老套裡。從前雖然也常說「眾擎易舉」,「眾怒難犯」,也常說「愛眾」,「得眾」,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慶,萬眾賴之」的,「天與人歸」的政治局勢,那「眾」其實是「一盤散沙」而已。現在這時代可改變了。不論叫「群眾」,「公眾」,「民眾」,「大眾」,這個「眾」的確已經表現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從前固然也潛在著,但是非常微弱,現在卻強大起來,漸漸足以和統治階級對抗了,而且還要一天比一天強大。大家在內憂外患裡增加了知識和經驗,知道了「團結就是力量」,他們漸漸在揚棄那機械的定命論,也漸漸在揚棄那唯心的人治論。一方面讀書人也漸漸和統治階級拆夥,變質為知識階級。他們已經不能夠找到一個角落去不聞理亂的隱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而已經沒有地方去做「軍師」。他們又不甘心做那被人「養著」的「士」,而知識份子又已經太多,事實上也無法「養」著這麼大量的「士」。他們只有憑自己的技能和工作來「養」著自己。

 

作者:朱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