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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ie編譯)布蘭登·貝爾(Brandon Bell)最近一次出現在紐約一家精神分裂症治療中心以後,工作人員再發現他已經是三週多以後在附近的一家公司流浪者收容中心。治療中心仍然開放,但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患者並沒有返回覆診。

每週一次的集體活動,例如「加勒比午餐」(Caribbean lunch)等都是重要的食物釋放活動,但在疫情肆虐的時下只能被叫停。而為了降低傳染風險,醫療服務人員的走訪也比之前減少並縮短到了5至10分鐘。

貝爾的個人經歷正是疫情給整個國家精神醫療系統,包括醫療工作者和病患內部帶來的挑戰的有力說明。其實在新冠肺炎發生之前,美國的精神醫療服務也不是那麼容易獲得,甚至對有保險在身的人來說 。而現在新冠病情又來雪上加霜,專家們擔心局勢會每況愈下— 極需診療的患者走投無路,跌入深淵;而新增病患也會持續增多,面臨痛苦,焦慮和沮喪等各種負面情緒。

新冠疫情的到來打亂了很多行業的工作秩序和節奏,心理治療師也不例外。在他們正艱難適應目前狀況的同時,現有的社交疏離已經讓各收入階層人群的心理諮詢需求激增。雖然很多醫療保險和醫療服務機構已經放寬規定,允許諮詢師通過電話,facetime和其他遠程工具進行在線諮詢,但是很多老年人和低收入人群根本無法適應這一改變,畢竟他們中很多人沒有電話,也不能上網。

 紐約市社區生活研究所的謝尼·謝(Jeanie Tse)博士所在的社區生活機構專門收治像貝爾那樣不想自己出錢尋求治療,而是被社區工作人員和收容所介紹到市裡的病人,她指︰「對於社會弱勢群體來說,現階段獲得精神方面的診療實在太難了。」

據聯邦政府一項調查顯示,在過去的一年裡只有不到一半有精神疾病的美國人獲得了醫療幫助,這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高昂的諮詢和治療費用,以及醫務工作者的匱乏。

提供免費或者低廉治療服務的診所,即使沒有疫情時也要排幾週的長隊。而對於很多薪資高於州政府低保水平,但是生活依舊艱難的人來說,尋求精神方面的醫療幫助甚至更為艱辛。例如,生活在匹茲堡(Pittsburgh)的卡拉林·希普斯利(Karalyn Hipsley),她雖通過丈夫的工作獲得的保險,但她就在加班加點,一週無休的工作,只為能付得起其精神諮詢費用的自付部分。然而疫情一來,她已經六週處於失業狀態,週末的保楚工作也不翼而飛,她接下來很可能要減少自己在心理諮詢方面的支出,而這些心理諮詢是幫助她從上一段暴力傷害的情感關係中走出來的重要工具。「我曾經歷過生活最黑暗的低谷,那是我再也不想回去的地方。」27歲的希普斯利說道。

大多數保險都可以覆蓋心理健康諮詢服務,但是要找到一個能接收保險支付的諮詢師太難了。如果沒有保險,一次心理諮詢的費用少則100美金。與此同時,這場病毒的肆虐也讓新病患的數量激增。根據凱撒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民調顯示,疫情帶來的壓力和焦慮讓將近一半的美國人心理健康受到了負面影響。

聯邦藥物濫用和精神健康服務管理局(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負責人麥坎斯·卡茨(Elinore McCance-Katz)說︰「你無法讓人們陷入連續數週被困在家中的情況下,不出現精神健康問題。」

在紐約,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民眾選擇撥打NYC WELL 熱線,需求危機期間的心理諮詢和疏導。紐約市政府決定將該熱線的諮詢工作人員從104名增加到191名。該項目負責人蘇珊·赫曼(Susan Herman)表示︰「我們早已預見這樣的需求會日益激增,而這只是個開始。」然而很多無家可歸的人因為怕感染而選擇離開了收容所,這讓專業機構很難鑑別真正需要被幫助的人。

社區生活研究所的謝指出,有大量被介紹來社區生活機構的人都患有精神分裂症包括妄想和自我孤立的傾向。從疫情爆發以來,謝和她的團隊還在定期詢診他們已有的病人,而最近的簡短走訪主要都是為了確保人們能達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比如食物和日常洗漱。但這也讓前來問診的病人變得更少了。

在謝最近一次對布魯克林收容所的尋診中,她注意到貝爾瘦了很多,但當她帶貝爾去附近的餐廳買三明治的時候,她觀察到貝爾還是能與周圍的人友好相處,這一點很讓她很欣慰。貝爾也感到樂觀,即使他注意到大流行造成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