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ie編譯)今年3月以來,華盛頓州學校紛紛停面授課程,開始網上教學,教導重點之一也變成了學生們的健康和安全。這種形式上的轉變不禁讓人心生一問,為什麼教育領域裡實現平等的根本性改變不能早一點完成?

普吉特海灣(Puget Sound)教育領域的領導人們,尤其是有色人種領導人已經對學校歧視非裔和拉丁裔的學生習以為常,並認為教育已經不可能更好服務有色族群的社區。但同時也承認,他們的白人同事們目前也認識到了教育系統裡存在的歧視和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是體制性的— 教師的培訓和多樣性、學生的學習內容以及被管教方式等— 並且已經紮根於歧視性的教學方法,這就讓非裔和拉丁裔學生飽受不公正待遇,且很難取得學術上的成功。

而在疫情大流行與意識覺醒社會運動同時發生、交織影響的今天,教育體系的根本性改變已經被推上了風口浪尖,迫在眉睫。實現改變的一個前提,就是讓有色人種群體掌握改革教育的權利。而就目前華州的應對來看,學校復課之後的重點會放在健康和衛生方面的要求,而不是針對教育平等的根本性改革。

實現改變如果可行,具體措施應該是怎樣?教育專家們的建議是:

  • 課程大綱的改變。要給學生們教人類所有種族的歷史和貢獻,尤其是有色族群。
  • 教師資質的改變。要保證教師們從大學就持續開始接受反種族歧視的教育和培訓,且貫穿他們的職業生涯,從而讓他們消除對於膚色決定學生學業成績的固有成見和不平等對待。
  • 教育理念的改變。要認清教育一直依賴於一些小打小鬧的補救措施維繫運行,並沒有做到真正的有效改變。
  • 教育話語權的改變。讓更多被打壓和不公正對待的人群走到前台,進入校董,參與顧問甚至立法。

現有教育體系的設計主要是用來培養中產及中產以上水平家庭的白人孩子的。要想做出改變,受益的白人群體就要放棄一些體制帶給他們的優待,就如有色族群的孩子一直「被放棄」的一樣。

疫情的大流行讓學校們做出了各項應急的後勤改變,也讓專業人士看到了改變的可能性,但也有聲音指出,教育平等性依然是遙不可及的領域。

先天不平等

要想實現教育體系內的平等,就要進行全面的清算,直視教育歷史上的各種不平等。

簡單回溯一下:1850年代,美國各州開始就非法童工問題尋求解決措施,並陸續通過了強制性的公共教育立法,向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後代灌輸公民價值觀。其中非裔們長時間內都不能接受合法的公共教育,還要遭受各種隔離壓迫。

1954年,最高法院通過「有色人種Vs.校董事會」決議,摒除了隔離制度後,白人族群又開始了抱團行為。到目前為止,學校裡依然存在以人種為界線的分離現象。

那麼具體怎樣清算?

可以進行有關係統性種族歧視的全國性討論,以警察暴力執法致死的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和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等更多非裔受害者為切入點。具體操作來說,需要重點搞清楚有色族群學生們的真正需求,進而實行改革。

拒絕「糖衣子彈」

很多批評家都指出,教育系統要停止尋求粉飾太平的「糖衣子彈」,以及各種承諾改革卻無果的所謂「神奇」項目。當然,這個問題其實不只在教育領域存在。

非盈利機構技術普及基金會(Technology Access Foundation ,TAF)的創始人,前微軟行政人員崔西·米爾琳·茲科(Trish Millines Dziko)指出,對權宜之計的過度依賴以及教育資金的缺乏,都使教育改革舉步維艱。他同時提到,教育工作者已經在系統內嘗試多次調整和改變,但每次只是針對其中某一個問題,所以現在體系內已經是補丁滿滿,但依舊不能適用於每個人。「我們太喜歡用創可貼解決問題了,喜歡一切讓我們看起來挺好的簡單操作。」

雖然如此,其實目前已經有一些旨在幫助有色人群學生實現教育平等的措施。比如西雅圖公立學校內已經設立一個專門為非裔兒童和青少年提供教育資助的項目,並且收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2百萬美金慈善捐款。不過總體來說,這些舉措並不足以重塑整個教育體系。

華盛頓州種族研究機構的特雷西·卡斯特羅·吉爾(Tracy Castro-Gill)說道,「這些項目都是想在不改變本質結構的基礎上幫助一些有色人種學生,這其實是隔靴搔癢。」也有人指出,想要把種族不平等問題「項目化」,和真正解決問題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改革課程

目前來看,西雅圖已經有很多老師考慮將種族方面的知識加入到課程計劃裡。

在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執法致死引發的遊行在全國各地爆發之後,加菲爾德高中(Garfield High School)的數學老師什拉達(Shraddha Shirude)就曾問過她的學生們︰「如果警察的經費被收回了,它們應該用在哪裡呢?」她還帶領學生們查過了全市的預算,並想像可行的對策。

什拉達同時也是非盈利機構—華盛頓州種族研究所(Washington State Ethnic Studies Now)的秘書長,有自己的工作室和數學博客,也會寫一些有關教育中種族平等和人種研究問題的文章。據她介紹,想要在遠程上課時還保持學生的興趣不是一件易事,但是討論警察經費問題讓不少學生成功提起了興致。

現在很明顯的一點是,學生們想討論事關自己切實利益的現實問題,但是學校的重點放在了曠課拖延等的懲罰性措施上。「如果學生們可以投入的學習與其生活相關的課題,我們就根本不需要這些懲罰措施。」什拉達說道。

與此同時,對學生們的評價和評分機制也需要嚴加把控。很多被採訪的教育工作者都表示,現有的評價評分系統不利於有色人種的學生們,會使他們在與白人同學的競爭中處於劣勢。

反種族歧視培訓很關鍵

很多批評家都曾指出,各地區各大學的學生很少自省自查,看自己是否存在偏見並試圖改變。但這一點恰恰很重要而必不可少,因為華盛頓州有88%的教師都是白人,而州內公立學校裡將近半數的學生都是有色族裔。

據前中學教師,後成為華盛頓大學教育系副教授的尼拉·沙(Niral Shah)指出,目前多數的平等性培訓都是採用一種「疫苗接種模式」:「三小時的直面偏見練習之後,大家就不會再對人產生偏見了。」

但尼拉·沙同時也指出,只是意識到偏見的存在還遠遠不夠,這種偏見根植於老師對學生不平等的管教和關注,以及對有色人種學生學業能力不足的刻板印象。

尼拉·沙發明了一套培訓教師擁有平等心態的方法— 直面偏見,消除偏見。教練會先在教室觀察老師的一言一行,以及與學生們的互動,一旦發現有任何偏見和歧視出現,就立馬指出並糾正。

放權也很關鍵

教育業內人士朱莉婭·沃斯(Julia Warth)指出,想要做出廣泛深刻的教育改革,學校需要傾聽,並放權給有切身被歧視和壓迫經歷的人群。但是起碼目前為止,在這麼重要的變革關頭,這些最應該參與的人群還是沒有被拉入改革的對話。

經濟條件更好的家庭會給孩子創造最好的學習環境,很多時候甚至是以犧牲條件普通家庭的利益為代價。不過尼拉·沙也提出,現在人們已經覺醒,認識到體制性種族歧視的危害之廣,並開始在親朋好友中廣泛討論。如果這些討論能切實轉化成可行的具體措施,那麼事態的發展就不會僅限於現在的示威遊行和舉舉標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