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ie編譯）6月初一個晴好的夜晚，切娜·洛克哈特（Chyna Lockhart）手舉自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牌子，站在奧本（Auburn）市政廳外舉辦的一場名為「I Can’t Breathe」的集會門外。看著被警察暴力執法殺害親友的人們彼此分享自己的遭遇，以及美國原住民部落Muckleshoot成員們在院中起舞，她感受到了久未體會的親切與安寧。
作為一名奧本居民，洛克哈特後來參與的一場在肯特市（Kent）的抗議集會，也讓她感受到了相似的親切感。身為一名2歲跨種族男孩的媽媽，她希望自己居住的區域對孩子來說是安寧而美好的。
不過，雖然這些奧本和肯特的小型集會讓人倍感親切，它們跟西雅圖那些影響廣泛，曝光度和參與度都極高的大型抗議活動比起來，只能說收效甚微。而隨著由夏入秋的蕭索，洛克哈特所倡議的活動們也隨著南金縣小規模示威活動的消退而停滯不前，但警察的暴力執法致死問題依然沒有收到像西雅圖那樣的廣泛關注。
有這種感覺的人不只她一個。很多受害家庭和社會積極人士都表示，金縣南部（South King County，南金縣）地區的暴力執警致死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
除了犯罪率的高低之外，一個地區的貧困水平和人種構成也是影響其執警狀況的重要因素。數據明確顯示，金縣的多數警力致死案件都發生在南部。根據《西雅圖時報》的分析，2016年以來西雅圖和金縣周邊地區的43例警力致死案中，24例都發生在南金縣, 且經手自市警局和金縣警長辦公室。
受害家庭表示，南金縣的執警機構缺乏監督是致使他們逃脫大眾和媒體審查的直接原因。雖然西雅圖警察們被2012年的一項聯邦禁令強制接受降低衝突培訓，並佩戴隨身攝像頭，但是周邊縣市基本沒有類似的機制強令警察負責。因此，社區組織和政客們都在積極呼籲全州範圍內的改革，加強執警致死案的調查，並對執法機構工作人員進行額外的培訓。
數據不成比例
在過去4年金縣被警察殺害的43人中，有11人死於被西雅圖警局之手，這一數字還不到南金縣同一時期被殺害人數的一半。南金縣有包括倫頓（Renton）、肯特、費德勒爾韋（Federal Way）、塔克維拉（Tukwila）和奧本在內的十幾個城市，人口約佔金縣的三分之一, 但警察致死案卻佔了金縣的56%。
2020年至今，金縣已經有8人被警察殺害，其中3人在南金縣，2人在西雅圖，另外3人在城市東部或北部。
過去的2019年，被金縣執法機關殺害的9人中，2人死於西雅圖警局，6人死於南金縣的警長和警局之手。2018年，警察殺害的7人中有2人來自南金縣，2人在西雅圖。2017年，11例死亡中7人都來自南金縣。再往前一年，8起死亡中6起都發生在南金縣，2起在西雅圖。
根據《西雅圖時報》的分析報告，從2016年到2020年，所有的死亡案例中有56%是白人，23%是非裔，12%亞裔和各5%的土著居民及其他。拉丁裔的死亡人數沒有結論，因為醫學檢查人員們將其列為了白人。在金縣，有7%的人口是非裔，1%為土著居民，他們也是警察致死案例中比例最高的人群。
將西雅圖和南金縣直接對比是不合理的。畢竟南金縣擁有最高的人種多樣性，也居住著最多的英語非母語人口，並且貧困線以下的居民比例也是全縣最高的。
而據洛克哈特反映，她認為南金縣的警務人員在跟這些弱勢人群相處時傾向於頻繁使用暴力。
「這些社區裡的警察們知道他們打交道的是社會弱勢群體，他們沒有房子，有的還有毒癮或者精神疾病，」洛克哈特說道︰「我不認為他們會多麼認真地執警。」
據 2019年5月被奧本警察殺死的傑西·薩里（Jesse Sarey）的寄養媽媽伊萊恩·西蒙斯（Elaine Simons）介紹，薩里在被殺害前曾在肯特市流離失所，她認為警察只是把薩里當成了「隨便一個流浪漢」。
與此同時，殺害薩里的警官杰弗裡·尼爾森（Jeffrey Nelson）, 被指控了二級謀殺罪，但是並沒有被逮捕也沒有被要求上繳保釋金。在他遇到薩里之前，尼爾森就有很多暴力執警的前科，在2011年至2018年間積攢了65起相關在案記錄。在因薩里的謀殺案被起訴之前, 奧本警局剛花費125萬美金為尼爾森擺平了他2017年殺害25歲以賽亞·奧貝特（Isaiah Obet）的案子。根據此案敘述，尼爾森殺害的第一人是2011年在交通路口被其頭部槍擊的布賴恩·斯卡曼（Brian Scaman）。
「尼爾森在被起訴謀殺時並不是像普通人那樣，」西蒙斯說道。在西雅圖中心地區的金縣兒童家庭司法中心（ King County Children and Family Justice Center）工作的她，看到過很多犯下類似罪行的兒童/青年都被罰以上百萬美金的保釋金，「就因為他是警察，他就被區別對待了，幾乎像擁有了特權。」她補充道。
監督機制
在明確警察責任的I-940 由選民通過之前，被害家屬們能尋求正義的方式就還只限於民事訴訟。據2015年的《西雅圖時報》調查顯示，在2005到2014年間，在213宗警察致命槍擊事件中，只有一名警官被起訴指控。由於警長辦公室和一些南金縣市政機構的質疑，進一步的調查流程還是被擱置了，以致自2017年積攢至今的另外幾十例案件也被押置。
目前，新的法律只在指控警官執法致死案中使用過一次，就是金縣檢察官丹·薩特伯格（Dan Satterberg ）8月29日對尼爾森殺害薩里的審判。薩里是尼爾森在職期間殺害的第三位平民。尼爾森在審判中聲稱無罪。
2019年5月31日，尼爾森在回應中稱薩里曾踢踏財物並向車輛投擲硬物，導致其與尼爾森之間的肢體衝突，進而致使尼爾森對其進行了槍擊。26歲的薩里在隨後的當晚於港景醫療中心（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離世。
在薩里死後的17個月裡，他的寄養媽媽一直致力於研究提高警力監督的立法過程以彌補其空白的工作，並在最近將所學成果應用到了華州警察問責制聯盟（Washington Coalition for Police Accountability）的參與中。該聯盟聚集了一些受害家庭成員、社會積極分子、政策制定者和遊說專家，旨在將警察責任案件推送到州立法部門面前。
最終，西蒙斯的家庭在各受害家庭的艱辛工作和I-940法案的通過下獲得了成功：與很多受害家庭不同，薩里的案件可以成功上庭了。
「這是每一個努力尋求正義審判家庭的勝利，」西蒙斯就尼爾森被定罪一事評價道。但是她依然擔心薩里的案子會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而逐漸淡出公眾視線，從而得不到應有的關注。 .
薩里的案子跟金縣的很多警察槍擊致死案一樣，都是由山谷獨立調查小組（Valley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Team ，VIIT）進行調查，該組織由當地區域執法機關的偵探們組成。涉事部門（機關）不可參與調查。
據反映，這個2012年成立的調查組已經審查了涉警死亡案件50起。其中43起都是警察槍殺致死案，其他則是當地監獄和警察監護下的自然死亡。
在調查的所有死亡案例中，絕大多數都是發生在肯特（15例），再就是費德勒爾韋（12例）。
該小組成立的初衷就是要建立調查執警致死案的規章制度。它本身不定奪涉事警察的罪行，而是根據調查結果準備一份獨立的報告，上交給金縣檢察官辦公室。
據紐約非營利組織執法策略（Law Enforcement Strategy）副主席克里斯·伯班克（Chris Burbank）透露，像VIIT這樣的獨立調查組目前已經遍布全國，它們會協助分攤調查壓力，因為警察涉嫌的暴力案件通常都需要調查大量的資源。
「但它同時依然缺乏外部平民社區的參與，說到底，依然是警察在調查警察。」伯班克指出。
在市郊地區，對警察人員的監督遠不如大城市那麼常見。平民對警察的監督板在小城市和縣級地區基本看不到，很多情況下都是警察自己在調查自己。金縣的執法監督辦公室可以檢查警長辦公室內部對警察槍擊的調查，但是目前還不能開展自己獨立的調查。
在一個警局內，能決定其暴力使用行為的只能是自身的政策。「這個警局是具備預防或限制非法暴力行為的政策，還是擁有縱容暴虐行為的政策，這非常重要。」伯班克強調。
比如殺害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官在此之前就有過行為不端，但依然得到晉升和獎勵。 「而這就變成了警局的文化、習俗、現狀和行為。」伯班克說道。
大眾焦點
經過了一個夏天的本地抗議，大眾的視線依然集中在西雅圖而不是市郊的警局，而後者才是最近大多數警察槍擊事件的發生地點。在南金縣各市地區，遊行活動時不時會舉辦，但是規模確實遠不如市區。
羅斯·戴維斯（Rose Davis）是2016年被金縣警長代理人殺害的Muckleshoot 部落成員蕾妮·戴維斯（Renee Davis）的姐姐，她認為南金縣的受害人們一直沒有看到正義的曙光。為了得到更多的新聞報導和社會認知，她和家人決定將紀念羅斯的第一場集會放到西雅圖，而不是其被殺害的奧本附近的 Muckleshoot印第安保留地。
而卡特里娜·約翰遜（Katrina Johnson），2017年被西雅圖警察殺害的夏琳娜·萊爾斯（Charleena Lyles）的表姐, 也不認為「警察調查警察是我們的社區想要看到的」。
據約翰遜介紹，西雅圖的警察暴力致死事件容易得到更多大眾關注的原因是政府的監督系統，比如「警察責任辦公室」（Office of Police Accountability）和 「社區警察委員會」（Community Police Commission）等機構的存在。同時，西雅圖警察局還會在官網向公眾公開警察隨身攝像頭72小時內的畫面，而小的警局就做不到這一點。他們不會佩戴隨身攝像頭，也談不上公開錄像。
約翰遜認為州長提出的，針對警察武力使用開展獨立調查的專案組是個可以提高執警透明度，修復社區對執法機關信任度的切入點。她本身作為今夏成立的專案組的成員之一，會跟執法機關和其他社區成員合作，旨在確保未來的調查工作是有預見性、可信度和種族公平性的。
戴維斯則認為，警察人員的文化培訓，以及社區更多的參與度可以幫助防止更多的致命警察槍擊。比如說，如果警察們跟受害人家庭在社區活動上有交流，「警察們可能會理解他們的痛苦和恐懼，而受害人們如果認識這些警察也就不會那麼害怕了。」戴維斯說道。
與此同時，戴維斯認為警察應該接受精神健康培訓，在體檢前應該有套有效的計劃。她也希望執法部門可以在土著居民保留地地區設立站點，從而更好的了解他們執警地區的文化，親身感受這裡的居民經常會體會到的世代創傷。「也許那樣會讓這些警察們打開自己的認知，更多的感受我們。」她說道。
對未來的南金縣執法機關來說，社區參與將會變成一項強制行為。得梅因（Des Moines）選區的華州眾議員蒂娜·奧沃（Tina Orwall）已經在近期全球抗議活動的背景下，組織開展了2個針對警察暴力執法問題的項目小組。
其中一個是精神健康危機回應工作組。作為一名有社工背景的官員，奧沃在社區機構和支持者，以及肯特和得梅因警長的配合下成立了該組織，目標是創造一個精神健康協調回應機制，讓警官們都配有特定的危機響應器。
「這項舉措的一大成果就是可以幫我們重新思考怎樣更好的幫助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們。」奧沃說道。另外一個奧沃帶頭的工作小組是針對警察們的培訓項目。以實習和輔導的形式，幫助那些不住在執警地區的警察更好的了解其轄區內的人民和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