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Susie
近日，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聯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Third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駁回了一項在費城開設藥品注射監管站的提議，影響波及全美。但西雅圖的相關支持者們表示，這一結果並不會阻礙西雅圖設立藥物使用監管設施的計劃。
不過與此同時，它確實會讓接下來相關服務的開展協議打上不少問號。
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則直接對這一提議進行了指控，認為費城非盈利機構Safehouse 開設，在醫務人員監管下自由注射藥物設施的計劃，違背了上世紀80年代聯邦法律一項關於關閉毒品站的法律。因此，由三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院以2-1，推翻了下級法院的裁決。
西雅圖市檢察官皮特·霍爾姆斯（Pete Holmes）去年與金縣檢察官丹·薩特伯格（Dan Satterberg）簽署了一份法庭之友摘要（amicus brief），以支持Safehouse的計劃。對於新裁決，霍爾姆斯稱「令人失望」，但表示這不會對「直接影響」西雅圖。
就西雅圖來說，雖然早在2015年，相關政客和支持人士就開始倡議當地的注射站，預防過度注射導致的死亡，但很多政治層面的挑戰和法律領域的威脅都阻礙了倡議的落實。不過去年開始，西雅圖的立法人們終於向西雅圖和金縣公共衛生部（Public Health – Seattle & King County）撥發了資金，用於支持當地已有的注射站為藥物使用者提供服務。
西雅圖市長珍妮·杜肯（Jenny Durkan）認為，費城提議被拒的法令對西雅圖意味著什麼還需謹慎以待。在上週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她指出西雅圖市政府已經收到特朗普當局關於禁止開設藥物注射監管站的警告，並指西雅圖市的公眾服務部（Human Services Department）正在積極與公共衛生部開展合作，斟酌如何為藥物使用者提供服務。
金縣的執行通信主任亞歷克斯·弗萊爾（Alex Fryer）則表示，他的辦公室還沒有收到關於費城法令會如何影響當地監管注射計劃的指示。
此案反复圍繞的是聯邦法律中的「毒品站」（crack house）法令，它的存在明令禁止了使用、售賣和生產毒品設施的建立。但是據支持監督注射設施的華盛頓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表示，地方法律不必完全與聯邦藥物法律保持一致。比如州法負責管理娛樂型大麻的各售賣點，這就已經與聯邦毒品站法令相悖。
「西雅圖和整個華州都在面臨居高不下的過度用藥死亡率，這一情況在2020年尤其顯著。所以極需在推進監管注射問題上盡快行動，」華州ACLU政策主任馬克·庫克（Mark Cooke）在一封郵件聲明中說到。「我們希望接下來的拜登政府可以允許各州地方政府自由推行此類政策，而不受聯邦政府的強制干預。」
西雅圖監管注射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公共辯護協會（Public Defender Association）的傑西·羅林斯（Jesse Rawlins）表示，雖然費城提議的駁回是此項目進程中的小「障礙」，但是並不會對西雅圖當地的政策產生太大的阻礙作用。「我希望西雅圖可以利用市議會已經通過的資金盡快推進項目的進程。」羅林斯說道。
談到藥物注射式濫用藥物成癮問題，就很難不涉及該群體的一大人員構成— 無家可歸的流浪人群。作為經常與犯罪及爭端相聯繫的群體，很多相關問題警察處理起來也是相當棘手，甚至不能隨意對其進行驅趕，除非發現毒品交易行為的存在。
那麼，疫情和經濟衰退下的西雅圖流浪人群會增加多少呢？
據洛杉磯一家旨在進行經濟、社會和環境研究的非營利性公益組織「經濟圓桌會議」（Economic Roundtable）報告稱，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過後，全美範圍內的流浪人群會比十幾年前的大蕭條（Great Recession）時期再增長一倍。
研究人員們採用洛杉磯地區失業及流浪人群的詳細數據進行研究，發現處在「勞動力市場危險邊緣」的人們，即餐廳員工、臨時工、和季節性僱傭工，在未來幾年的經濟復甦期會尤其面臨淪為流浪人群的風險。
該經濟研究項目主席丹尼爾·弗拉明（Daniel Flaming）指出，雖然該項目的數據取自洛杉磯地區，但西雅圖等主要大城市在這次疫情大蕭條後，會遭受的長期衝擊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到2023年，全美因疫情大蕭條新增的失業和無家可歸率將會極大提高，達到超過600,000人，總數要比2019年1月統計的全國568,000 人翻出一倍還多。
弗拉明指出，多數丟掉自己低薪工作的人並不會立即淪為流浪人口，但他們會成為流浪人群的一大「溫床」。很多不能照顧家庭，且伴隨精神疾病或藥物濫用問題的低收入人群都來自貧窮社區，或長期遭受體制性歧視— 尤其是非裔和印第安人，他們將會更難爬出疫情蕭條期的泥潭。
另外一些研究人員則指出，該項目也明確展示瞭，如果新當選的領導人不採取相關措施會導致的後果。
「這項報告絕對是對政府不作為的惡劣後果的嚴重警示，」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社會流浪人群問題的著名學者丹尼斯·庫爾漢（Dennis Culhane）指出。
庫爾漢指出，2009或2010的大蕭條中期，美國國會從未向全民提供直接的資金支持，只是延期了失業救濟金。
「《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CARES法案）一出，貧窮數字就下降了，」庫爾漢說道，「誰能料想得到呢?」
一個關鍵的區別是：2008年的蕭條期間，房價總體是下降的，且在經濟復甦多年後流浪人群才隨著房價的上漲而增加。
以失業率來預估流浪人群的增長是有風險的︰根據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的數據顯示，全美有包括西雅圖在內的幾乎40% 的行政轄區都將自己的流浪人群數據進行了取消或更改，這也意味著疫情大蕭條對流浪人口的影響可能要到2022年才能見分曉。
華盛頓大學研究疫情發生後金縣使用旅館解決流浪人口住宿問題的學者格雷格·科爾本（Gregg Colburn） 則認為，眼下關於流浪人口增長的預測是否完全準確並不重要。「如果我們再不採取應對措施，我們的流浪人口一定會大幅增長，」科爾本說道。「我們需要盡快從政策角度努力採取對策，來預防不管會壞到如何的最壞結果。」
弗拉明的報告給出了一個解決流浪人口逐步增加問題的方案，那就是著眼於就業問題，並指出過去的針對流浪人群問題的政策並沒有給到就業問題足夠的重視。「我當然同意高房價是致使人們無家可歸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它絕不是全部原因。」弗拉明說道。
但是根據研究流浪人群的專家作者吉爾·卡杜里（Jill Khadduri）指出，這項報告關於就業項目對減少流浪人群的作用有些過於樂觀了。她認為新任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和他的副總統卡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會更傾向於解決貧困人群的住房問題，畢竟他們在作為民主黨候選人參與競選總統時就建議過加大住房折價券的發放。
「美國經濟的一大結構性難題就是很多工作不但低薪，而且極不穩定，」卡杜里說道 。「其實我們有一個簡單直接的辦法可以阻止眼下的經濟危機導致更多人無家可歸，那就是擴大住房補貼的覆蓋範圍，讓更多的人們免於淪落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