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Y編譯）由於教師數目不斷減少和大流行有關的職業倦怠引起長期全國教師短缺，導緻美國各地的學區採取了每週四天的教學制，其中一些學區希望縮短的上課時間，能夠激勵疲憊的教師留下來。
但是，在實踐的縮短的授課制是否使教育工作者受益，同時限制會對學生有影響嗎？這是否足以減緩教師外流的速度？最近的調查顯示，大流行病引起的壓力正導致教師考慮比他們預期的更早離開這個行業。
由美國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塞斯·格申森（Seth Gershenson）共同撰寫的一項關於專業人士和壓力的跨行業分析發現，受過大學教育的專業人士在壓力水平和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相似之處。
格申森在接受《國會山報》的《改變美國》採訪時說︰「（在大流行病發生之前）我們發現的是，每個人都有壓力，教師的情況並不比其他看起來類似的專業人士好，也不比他們差。考慮到教師得到的討論度和新聞關注度，這起初有點令人驚訝。」
格森森說︰「之後，有證據表明，由於與大流行相關的事件，尤其是教師的壓力可能比其他專業人士更大。也就是說，因為教師已經捲入了這場關於課程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更廣泛的政治黨派辯論。如何應對當前的政治事件、如何應對 1 月 6 日，以及學校中的選舉和類似的事情。」
傳統上，學校為了節省成本而會縮短週數。然後，新冠病毒大流行擾亂了教育當前的面貌，迫使學校跳出框框思考，以留住教師並挽救學生的成績。
早在幾十年前，在大流行之前，至少有24個州的學區為吸引教師而縮短了教學時間。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的分析，這意味著自1999年以來，每週四天的授課制的學區增加了600%以上。
然而，美國教師聯合會主席蘭迪·溫加頓（Randi Weingarten）對每週四天工作制能否解決全國范圍內的人員短缺帶來的挑戰表示懷疑。
溫加頓告訴《改變美國》︰「縮短工作時間並不是解決教育工作者短缺問題的『靈丹妙藥』，在某些情況下，管理人員可能會以此作為不投資學校的藉口。教師希望在學校裡幫助孩子，為他們提供成功所需的條件。為教師希們提供靈活的時間表是有用的，減少班級人數也是有用的。」
溫加滕總結道︰「問題從來都不是一周工作五天。問題是在那些日子裡發生的事情，以及壓倒性的缺乏支持和尊重。如果我們不改善工作條件，不給教育工作者以適當的補償，那麼工作週的長短將不重要，孩子們恢復和成長的能力將受到傷害。」
儘管如此，德克薩斯州賈斯珀獨立學區（Jasper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的校監約翰·西博爾德（John Seybold）告訴《改變美國》，學校董事會上個月一致投票，不僅採用了每週四天的教學模式，而且還向教師和工作人員發放了保留獎金，並表示此舉是與社區合作的產物。
塞博爾德說︰「自從董事會通過了獎勵措施和4天工作週的日曆後，我們看到申請的人數急劇增加。作為一個學區，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學生著想。我們能為他們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為他們的課堂安排最優秀的老師。」
布魯金斯學會治理研究（Governance Studies at Brookings Institution）主席邁克爾‧漢森（Michael Hansen）告訴《改變美國》，四天策略有利有弊。他說︰「有一些研究已經考察了其他替代方案，例如，改動學校的全年上課時間表，確實提供了某種靈活性。當然，四天的教學制確實吸引了一些教師。」
然而，他補充說，一些教育工作者也可能從消極的角度看待這一舉措。這有可能延長他們的工作日，因為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備課，確保在四天內進行充分的教學，這最終可能會使他們失去家庭時間。加上上課時間的減少，與其他學校相比，其學生可能沒有得到他們期望的成績。
漢森認為，學校可以通過調整時間表，包括適當數量的核心教學時間，特別是在數學、閱讀和科學方面，減輕對學生的一些潛在傷害。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是「疲憊」如何影響教育工作者與學生的關係。格申森指出，像其他一線工作一樣，工作表現取決於與客戶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教師的客戶就是學生。他說︰「教師要與學生一起互動，才能共同製作出效果。為了得到一個好的結果，他們也需要得到學生的支持。因此，這需要有良好的關係和信任的關係。就像如果有一天老師工作很不順利，學生也可能會度過糟糕的一天。」
至於留住教師，格申森認為，「工作條件很重要」。這需要一個雙管齊下的方法。格申森稱︰「無論在組織層面或學校裡,教師需要校長的支持。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提供醫療保健，確實包括心理健康以及身體健康支持的醫療保險。」
他補充說︰「另一個方法是，為教師或專業人士提供正念訓練，使他們從忙碌的工作中抽出一些時間，放鬆自己。並思考如何處理他們的壓力和情緒疲憊。」
要想讓每週四天的工作時間有效地紓緩全國教師的工作壓力，就需要讓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平衡受益。
格申森表示︰「每週四天的教學制不是代表多了一整天的休息日，而是如何利用額外的休息日。給教師時間來放鬆，給教師時間來計劃下一周的工作，按照他們自己的時間安排，這才是真正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