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Y編譯）今年2月份，當她打開1600美元的房產稅賬單時，伊迪絲‧巴爾塔扎爾（Edith Baltazar）突然對她的午餐失去了胃口。她思緒萬千，想著如果沒能力支付這筆錢，她的家會被強行收回房地產產權。
這個家庭將不得不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交房產稅還是為丈夫拉斐爾（Rafael）買價值2000美元的糖尿病藥物。
巴爾塔扎爾一家都失去了全職工作，也無領取失業金。最終，她選擇了繳交稅款，導致她的丈夫有三個月沒有注射胰島素。他們依靠洛神花茶等家庭療法，以及少量的糖尿病藥二甲雙胍來控制他的2型糖尿病。因此，他患上了胃潰瘍，現時他已完全不能工作。
巴爾塔扎爾居住的華盛頓州，收入最低的居民要支付他們年收入的近18%的州和地方稅，而最富有的人只需支付3%。
除了少數幾個州之外，其他州都要求貧困居民比富人繳納更多的收入稅。經濟學家稱這種顛倒的做法為「累退」。根據稅收和經濟政策研究所（ITEP）的數據，在全國範圍內，最低收入納稅人支付的州和地方稅收份額比最高收入者支付的份額高54%。
而這些政策對有色人種社區的打擊是最嚴重的。
根據ITEP和其他團體的估計，無證移民貢獻了數十億美元的州和地方稅收，但沒有資格享受許多稅收資助的服務或退稅。研究表明，評估員傾向於抬高低價房產的房產稅評估，而非裔和拉丁裔擁有的房產比例過高。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本可以幫助解決美國日益擴大的經濟不平等問題的州和地方稅收制度，反而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聯邦制度也加劇了不平等，法律上的漏洞給高淨值人群提供了大量的稅收優惠。雖然國稅局（IRS）並沒有強迫低收入居民承擔最大的相對負擔，但大多數州的制度卻如此。
洛杉磯洛約拉法學院專注於稅法和政策的副教授阿里爾·朱羅·克萊曼（Ariel Jurow Kleiman）通過電子郵件稱︰「我們要求人們為政府項目提供資金，即使他們無法負擔如食物和居住等基本需求。這讓我感到非常不公平。」
一個關鍵原因是銷售和其他消費稅。與聯邦政府不同的是，幾乎所有州都徵收這些稅。花50美元給你的孩子買衣服，你將和你所在地區的其他人一樣支付同樣的銷售稅，不論收入如何。換句話說，收入越低的人，在銷售稅上的負擔率就越大。
如華州，且其特別倚重銷售稅，所以ITEP將華州列為全國稅制最累退的州，而將鄰州俄勒岡州的稅制評為最公平的州之一。
所得稅是一些包括俄勒岡州在內的州份，為抵制這種情況的主要工具。但有這些州選擇以相同的稅率向居民徵稅，而不是按照聯邦的模式，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正是如此，收入越低的人將其收入的較高比例用於資助國家和地方服務的稅收和費用，最終得到的回報往往較少。學校經費往往就是這種情況。
由於沒有州所得稅，華州的平均州和地方銷售稅超過9%，是全美最高的州份之一。
政策分析家們指出，各州何採取不是什麼神秘或新穎的累進所得稅，使其稅收制度更加公平。但做出這種改變並不容易。一些州已經不遺餘力地確保對窮人少徵稅、對富人多徵稅的努力以失敗告終。
收入差距是怎麼來的？
今天，一些最具倒退性的州稅政策起源於內戰後的重建時代，當時南方各州政府不得不開始建造學校，並向以前被奴役的人提供由政府資助的服務。
1860至1870年間，南方的稅率幾乎翻了一番。根據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BER）2019年的一篇論文，南方白人暴力抵制可能重新分配由奴隸制建立財富的稅法變化，他們組織起來恐嚇黑人政治家。
最終，這導致了有利於白人的稅收政策的通過。 1890年，密西西比州通過了一部新憲法，其中規定需要五分之三的多數票才能通過增稅法案，以保證白人立法者處於少數的情況下，也可阻止這種變化。 1901年，阿拉巴馬州通過了一部新憲法，規定了財產稅的上限，限制了白人房東為資助黑人公立學校而必須繳納的資金數額。
華盛頓州預算與政策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安迪‧尼古拉斯（Andy Nicholas）表示，州稅法不能脫離「種族主義、性別歧視、階級歧視 」的法律和慣例，這些法律和慣例阻礙了大批人積累財富。
當華盛頓州在1864年還是一個領地時，政府對成年華人徵稅，以阻止移民工人在該地區定居。這在五年後被廢除。
20世紀30年代初，該州城市工人和農村農民的聯盟幫助通過了一項投票倡議，以減少財產稅，並設立個人所得稅，其稅率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華盛頓州最高法院於1933年否決了該倡議，稱其違反了該州的憲法。
尼古拉斯說︰「這無疑剝奪了一個本來可以存在的工具，否決迫使立法者依賴消費稅。」此後，該州的稅收制度沒有什麼變化。
在另一端的俄勒岡州，其所得稅的稅率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並且是五個沒有銷售稅的州之一。
俄勒岡州公共政策中心的胡安‧卡洛斯‧奧多涅斯（Juan Carlos Ordóñez）每次發表關於稅收政策的演講時，都會以他的鄰州為例，指出什麼是不應該做的。他說︰「華州的情況截然相反，對低收入人群來說更糟。」
奧多涅斯稱，俄勒岡州的稅收結構仍然被認為只是「輕微的累進」。
在賓夕法尼亞州，法官一直在解釋該州憲法中19世紀70年代的統一性條款，即「所有稅收都應統一，針對同一類別的對象」，以一種狹隘的方式，以低收入納稅人為代價為富人節省資金。
根據皮尤慈善信託基金（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的數據，48個州的憲法中都有關於州和地方稅收的統一性條款。很少有像賓夕法尼亞州那樣受法院判決的約束。
銷售稅的不平等比重
聯邦政府過去一直依靠關稅，這是銷售稅的一個表親。 1913年的第十六修正案增加了所得稅，起初只針對最富有的人。當國家需要更多的錢來資助戰爭努力時，它增加了對高收入者的這些稅率。
2005年，當時的總統喬治‧布什聘請專家對聯邦稅法改革提出建議。他們建議反對一項改革 — 用聯邦銷售稅取代所得稅。該小組的結論是，此負擔將落在中低收入的美國人身上最多。
根據美國財政部當時的估計，一位有一名孩子的低收入單身母親的聯邦稅總額將增加八倍以上，從723美元增加到6186美元。因此，一個全國性的銷售稅政策從未被採納。
但到那時，幾乎所有的州都依賴銷售稅。
1938年，路易斯安那州首次設立了銷售稅，根據稅收基金會的數據，目前該州和地方綜合銷售稅率為9.55%，是全國最高的。同時，其貧困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50%。
根據路易斯安那州預算項目2021年使用ITEP數據的報告，該州對銷售稅收入的嚴重依賴加劇了白人和黑人家庭之間的財富差距。研究發現，主要是由於銷售稅，那裡的黑人家庭支付的稅收佔收入的比例最高，而白人家庭支付的稅收最低。
ITEP的州政策分析師涅瓦‧布庫斯（Neva Butkus）直言︰「我們要明確知道，路易斯安那州的低收入社區和有色人種社區，正在通過我們的高銷售稅率來補貼富裕家庭和公司的低稅率。」
高額銷售稅給低收入家庭帶來的困難不僅僅是財務問題。伯明翰市（Birmingham）的非營利性尿布銀行Bundles of Hope的執行董事林賽·格雷（Lindsay Gray）說，阿拉巴馬州的人力資源部（同時管理兒童保護服務部）最近接獲一位母親的報告，稱她因買不起尿布的情況下，沒有把尿布送到日託所。
伯明翰的州和地方綜合銷售稅甚至高於路易斯安那州的平均水平。沒有經濟困難的人可能會認為50美元的尿布上近5美元的銷售稅並不多，但它確實以一種巨大的方式影響了一個家庭。
格雷說︰「當家庭手頭拮据時，每次要多付5美元，對其來說可能是毀滅性的。當家庭生活在貧困中時，每分錢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