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Y編譯）西雅圖市正在實施的一個新計劃，旨在減少警察在執法活動中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市政府計劃派遣社會工作者去處理類似警察通常要處理的情況。然而，這個計劃引發了一個重要的爭議，即社會工作者可能面臨受傷甚至喪生的風險。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議騷亂和集會期間，市議會曾希望將西雅圖警察局的經費削減50%。後來這個計劃被認為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它導致了警察局人員短缺的危機。截至今年7月，警察局已經失去了68名警員，而只招聘了41人。議會雖然可能停止了經費削減計劃，但仍有其他可能有潛在危險的政策想法。
根據「替代應急反應團隊」（Alternative Response Team）試點計劃，該市將會派遣沒有武裝的民用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去應對一些特定的911緊急呼叫。通常情況下，將會有六名心理健康社區反應人員響應與藥物成癮、精神疾病、環境威脅和個人安全有關的緊急情況。根據應急人員的招聘廣告，他們將在現場評估情況，「提出適當的護理方案或者建議進一步如醫療護理、藥物使用治療、治療支持等的治療管理措施。」
這個想法除了對社會工作者帶來危機外，公眾可能會遭受更長的等待時間，因為社會工作者處理緊急呼叫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從而導致911操作員的等待時間和呼叫時間延長。
西雅圖市議員麗莎‧赫伯德（Lisa Herbold）及其同事制定了這個計劃，認為警察在危機情況下會對人們構成固有威脅，因此希望減少警察的介入。他們「天真地」認為，噹噹身穿制服、持槍的警察出現在危機呼叫現場時，只會加劇問題。他們使用了引導性的數據，聲稱大多數撥打911的呼叫都不需要警察的介入。因此，他們試點的目標是盡可能避免警察的參與。
赫伯德表示︰「警察部門將會被告知緊急呼叫的情況，他們可以選擇出席現場，或者在附近等待，或者只是保持對情況的意識。每個緊急呼叫的情況都會有所不同，因此警察的響應方式也會有所變化。」
這些社會工作者在這個計劃中被派遣處理緊急呼叫，但他們並不需要了解刑事司法系統或自衛方面的背景知識。相反，他們只需要接受一年的培訓和教育，以學習如何與有問題的個人合作。甚至不需要實際經驗。根據工作描述，他們必須發誓「廢除種族主義政策和程序」，這是因為西雅圖在這方面有一定的政治和社會背景。
911試點計劃將導致社工遭受死亡或傷害
在2002年6月，金縣警長代表理查德‧赫爾佐格（Richard Herzog）在下午5點左右響應了一起緊急呼叫。一名赤裸的男子在路中央製造騷亂，拍打車輛，打斷交通。沒有攜帶武器，這恰好是一個緊急情況響應者應該處理的類型。
當赫爾佐格到達現場時，他試圖通過緩和局勢來處理情況，但這名男子羅納德·馬修斯（Ronald Matthews）由於吸食了可卡因而情緒激動。在一次扭打中，副警長的槍掉到了地上。馬修斯抓起了槍支，並在副警長後退試圖防止子彈誤傷附近人群時射擊了他。然後他站在副警長身上，向他連續開了十槍。
在這個案例中，一名經過訓練的副警長在響應緊急呼叫時被謀殺。但與此同時，一些反對警察的聲音，就像這個計劃的支持者一樣，不真誠地主張警察應對此負有責任，因為他們的存在可能會進一步激怒和威脅處於危機之中的人。檢察官稱，在西雅圖市中心被漢斯-範-貝爾庫姆（Hans Van-Belkum）刺死的社工就是這樣被刺死的。這個案例發生在警察撤資運動期間，而在當時沒有警察在現場。有一些人傾向於將警察的存在描繪成激怒或引發危機的原因，而這種觀點是一種自圓其說的說法。
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國內恐怖主義的結果
赫伯德她的議會同事安德魯‧劉易斯（Andrew Lewis）、塔米·莫拉萊斯（Tammy Morales）和特蕾莎·莫斯奎達（Teresa Mosqueda），正是因為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和「反法西斯主義運動」（Antifa），才制定了這個計劃。
一群騷亂者要求採取行動，甚至到議會成員的家中威脅他們，以迫使議員採取行動。這個群體的武裝起義創造了「佔國會山佔領抗議活動」（CHOP），直接導致了兩名黑人青少年的謀殺。
KTTH的《Jason Rantz Show》節目主持傑森·蘭茲稱，認為某些人只在能夠從活動中獲得社會認可時才會重視黑人的生命。當時警察受到了攻擊，幾乎被殺害，而企業遭到了搶劫。所有這些事件旨在迫使城市解散刑事司法系統並重新開始。
蘭茲認為，與其譴責暴力和威脅，激進的左翼立法者通過廢除主義的視角來平息暴民，提出改革方案。結果是一個試點計劃，讓社會工作者陷入危險境地。
蘭茲提出了一個質疑，「即911操作員是否應該依賴目擊者的專業知識來判斷是否值得僅派遣社會工作者前往處理呼叫？」這個做法存在問題，因為操作員詢問目擊者需要大量的主觀判斷，而且可能導致錯誤的判斷。同時，當操作員詢問一系列問題以確定應該派遣誰時，其他打911的人將不得不等待更長的時間來報告正在進行的犯罪，這可能會對緊急情況的應對產生負面影響。
斯諾霍米甚縣（Snohomish）警長亞當·福特尼（Adam Fortney）認為西雅圖的計劃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福特尼在《Jason Rantz Show》節目中專門告訴蘭茲︰「類似的做法在過去嘗試過但失敗了，因此我對這個新的計劃感到驚訝。這個計劃將會是一場無法避免的災難。我甚至已經不再認識支持這個計劃的社會工作者了。」
他的辦公室採用了一種模式，這種模式應該在其他地方被效仿。該模式涉及在特定的呼叫中將社會工作者與執法部門一同投入行動。
他說︰「這種合作模式非常出色，因為執法部門作為資源，可以幫助那些有藥物成癮問題的人，希望這些人得到幫助。斯諾霍米甚縣在幫助有問題人群方面的成功經驗以及與社會工作者的合作夥伴關係。」
然而，他提到了一個擔憂，即目前正處於肆虐中的芬太尼危機可能會對社會工作者構成極大的風險。他認為在這種危機時期，單獨將社會工作者派遣到某些地區是不明智的決策。
皮爾斯縣警長辦公室也實施了類似的計劃。這兩個縣的警長辦公室都沒有被反警察的立法者指導，這試他們保持了執法的法律性質，並在制定政策時更加註重實際情況和常識。
在西雅圖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
一些人在過去的決策和行動中導致了西雅圖的多個危機，而現在他們卻試圖解決這些問題。
由於城市對藥物使用採取寬容的態度導致了無家可歸問題的惡化。加上西雅圖市議會對執法機構施加了一定限制。蘭茲表達了對繼續減少警察介入的解決方案的懷疑，認為這種做法難以令人相信。
蘭茲指出西雅圖市議會成員要麼被自己的意識形態蒙蔽，要麼對自己的政策和政治議程不關心，使得這些政策和議程出現了顯著的失敗。
不幸的是，最終可能會發生社會工作者受傷或遇害的情況，而沒有任何城市議會成員會承擔責任。這些議會成員可能會將責任歸咎於使用的槍支，或者將責任歸咎於州內的心理健康體系的失敗，尤其是這個體係由民主黨領導。這個議會，除了薩拉‧納爾遜（Sara Nelson）和亞歷克斯·佩德森（Alex Pederson）之外的成員一直在對他們所代表的選民造成持續的傷害。
然而，在這次計劃中，城市將支付每小時36.47美元給一名幾乎沒有實際經驗的社會工作者，讓他們作為警察廢除實驗中的「豚鼠」（試驗品）。蘭茲表示這是一種風險，種決策缺乏理性。他認為「如果市議會能夠摒棄他們對警察的仇恨和不信任，那麼這種風險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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