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Y編譯）在唐納德·特朗普作為總統期間，對外國鋼鐵徵收了25%的關稅，這對密西根州汽車供應商Clips & Clamps Industries造成了打擊。這項政策提高了其材料成本，導致該公司難以與海外競爭對手競爭，並因此失去了一些合約。
該公司的總裁傑夫·阿茲納沃里安（Jeff Aznavorian）原本希望拜登當選總統後會減輕或取消特朗普實施的關稅，但實際上拜登基本上保留了這些關稅，包括對鋼鐵、鋁和大量中國商品的關稅。
阿茲納沃里安認為，拜登政府在意識形態上應該與特朗普政府不同，因此不應該延續相同的關稅政策。他也提到，比爾·柯林頓身為民主黨總統，曾經推動更自由的貿易政策，這與2024年的拜登政府形成鮮明對比。
在稅收、氣候變遷、移民和監管政策議題上，特朗普和拜登幾乎意見不一致。然而，在貿易政策上，這兩位「假定」的總統候選人卻出奇地採取了類似的做法。這意味著，無論誰來當選總統，美國都可能會繼續實行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專家認為，這種政策可能會導致通膨壓力增加。
事實上，拜登最近宣布對一系列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新關稅，包括電動汽車、高級電池、太陽能電池等。他表示，這樣做是為了阻止中國向美國市場大量傾銷廉價商品，以保護美國的相關產業。
《美聯社》分析了這兩位總統候選人傾向於保護主義貿易政策的原因。許多人認為，增加進口，尤其是來自中國的進口，導致了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和工廠的關閉。這個問題在中西部的工業州尤其重要，因為這些州在選舉中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可能決定最終的總統人選。因此，保護美國製造業和減少進口成為一個關鍵的政治議題。
現任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威廉·雷因施（William Reinsch）說︰「如果你看看這次選舉，就會發現很明顯的。那些州在選舉中起關鍵作用？賓夕法尼亞州、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這些州的選民對貿易問題特別關注。」
兩位候選人放棄了美國長期以來對相對無障礙貿易的承諾。在二戰後的幾十年裡，美國一直倡導低壁壘和較少的政府乾預，以促進自由貿易。這種政策的基本理念是，自由貿易將有助於降低成本，並促進全球範圍內的消費者和企業的發展。
儘管自由貿易使得家庭和企業受益，但它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人們開始認為，自由貿易導致了美國工人失去工作機會，因為他們不得不面對廉價外國勞動力的競爭。
特朗普的首席貿易談判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在其2023年出版的書《沒有貿易是免費的》（No Trade Is Free）強調︰「過去在華盛頓對自由貿易幾乎達成一致的共識已經不存在。」
然而，像自由貿易一樣，貿易保護主義也有其經濟代價。它可能會增加家庭和企業的成本，為經濟增長帶來阻礙。此外，貿易保護主義還可能激怒其他國家，導致它們採取報復措施。另外，它也可能損害國際關係，使得與盟友和對手之間的關係惡化。
特朗普曾公開宣稱自己是「關稅人」（Tariff Man），試圖透過進口稅打擊美國的貿易夥伴，誓要削減美國的貿易逆差，尤其是與中國的貿易逆差。
特朗普對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加壓力，要求重新談判北美貿易協定，因為他認為該協定破壞了美國的製造業就業。他也透過談判說服中國同意增加從美國購買的農產品數量。但他的努力並沒有重新激活美國的製造業基礎；在特朗普的任期內，工廠工作崗位在美國就業中所佔的比例變得比以前更小，同時美國的貿易逆差也沒有縮小。
特朗普承諾在，如果他再次當選總統，將繼續實施類似的關稅政策。他威脅說，將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10%的關稅，並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徵收高達60%的關稅。
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Mark Zandi）警告說，關稅計畫可能會帶來的負面後果。贊迪表示，特朗普的關稅計劃「在所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將導致通貨膨脹加劇。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就業機會減少，失業率上升。」
根據贊迪估計，徵收進口稅一年後，平均消費者價格可能會上漲0.7個百分點。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金伯利·克勞辛（Kimberly Clausing）和瑪麗·洛夫利（Mary Lovely）在一份報告中估計，對於美國中等收入家庭來說，特朗普的關稅提案可能會導致每年至少1700美元的額外稅收負擔。
拜登傾向於透過補貼關鍵產業來提高它們的競爭力，特別是在晶片製造和電動汽車製造等領域。這一立場反映了對中國不斷增強的軍事和技術實力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擔憂。此外，拜登政府也不排斥對中國實施新的關稅措施。他的首席貿易談判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已經對中國在造船業的貿易做法展開調查，這可能是對北京施加進一步制裁的前奏。
戴琪的高級顧問伊麗莎白·巴爾特森（Elizabeth Baltzan）說︰「自由放任的貿易經濟模式對美國並不奏效，因此需要進行糾正。為了實現更加公平的經濟環境，可能需要採取一些被標示為保護主義的措施。但我認為你必須要問清楚這些措施究竟在保護什麼，特別是工人階級社區。」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全球化早期的批評者，他傾向支持拜登的貿易政策。
羅德里克說︰「特朗普的做法是沒有思考的、缺乏條理的，而且很少有證據表明他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對美國的工人或中產階級有任何好處。」
相較之下，他表示，「拜登的做法是戰略性的，因為它專注於重建美國的製造業能力和投資於綠色轉型，從而加強了美國的經濟實力，而不是粗暴的保護主義。」
無論如何，近年來形成了一個共識，即美國的貿易政策需要進行改變。批評者稱，90年代和21世紀初，將工廠遷移到墨西哥和中國等低工資國家，雖然增加了企業的利潤、使高階主管和投資者受益，但同時也對無法與廉價進口商品競爭的美國工廠城鎮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麻省理工學院的著名經濟學家大衛·奧托爾（David Autor）和兩位同事在2016年的一篇論文中得出的結論是，從1999年到2011年，廉價的中國進口商品對美國造成了巨大的就業影響，導致了240萬個就業機會的流失。
更近來，由於中國崛起成為美國主要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美國政府和政治力量開始共同努力，包括尋找其他來源的藥品和稀土礦物，以降低對中國供應的依賴。
政策上的重大變化可能是從特朗普開始的，但對自由貿易以及對越來越好鬥的中國的不滿情緒已經存在多年。特朗普政府採取的早期行動之一是取消了歐巴馬政府與11個太平洋沿岸國家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這顯示了對自由貿易的持續質疑和對中國的態度轉變。
然後特朗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行動。首先，他對外國洗衣機和太陽能電池板徵收關稅。接著，他將鋼鐵和鋁進口標記為國家安全威脅，並對其徵收關稅。
最終，他發動了可能是自1930年代以來最大的貿易戰。特朗普政府以中國試圖透過非法手段（包括網路竊盜）取得技術優勢為由，對中國價值3,60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關稅。中國作為回擊，對美國農民等領域進行了報復性的徵稅，試圖打擊特朗普在美國農村的支持者。
特朗普的關稅戰是否達取得了任何成果？
奧托爾和蘇黎世大學、哈佛大學和世界銀行的同事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特朗普實施的進口關稅並沒有實現其旨在將工作崗位帶回美國中部的目標。該研究指出，這些關稅並沒有在原本預期的地方提高或降低美國的就業水平，也沒有實現其保護就業的目的。
中國和其他國家對美國商品徵收的報復性稅收對美國的就業產生了負面影響，特別是對農民。這些負面影響只有部分被特朗普政府向農民提供的數十億美元的援助所抵消。
特朗普關稅政策導致了美國本土鋼鐵生產商提高了價格，這使得即使不使用進口鋼材的公司也面臨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壓力。這顯示了關稅政策對整個經濟體系的影響，它不僅影響直接依賴進口的公司，也波及到間接受影響的公司。
在密西根州普利茅斯（Plymouth）的Clips & Clamps便是其中一家受影響企業，阿茲納沃里安指出︰「美國的原物料價格相對於歐洲和墨西哥高出20%，比中國高出40%到60%。他表示，他的海外競爭對手在原材料方面享受更低的成本，這為他們帶來了競爭優勢。
雖然特朗普的貿易戰未能實現預期的經濟效果，但它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奧托爾的研究發現，一些受到進口關稅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如工業發達的中西部地區以及北卡羅來納州和田納西州等製造業發達的南部各州，對特朗普和競選國會議員的共和黨人的支持率上升。
拜登上任後，保留了許多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並沒有嘗試重啟歐巴馬時代的太平洋地區貿易協定。他延續了特朗普對鋼鐵和鋁的關稅政策，但對一些貿易夥伴免除了關稅，直到達到了一定的配額。他還保留了對中國的關稅。拜登甚至採取了限制中國獲得先進電腦晶片及其製造設備的措施，以加大對北京的壓力。
雷因施指出︰「貿易和國家安全已經融為一體。中國是一個獨特的對手，既對美國構成經濟挑戰，也對其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相較之下，蘇聯雖然是一個安全挑戰，但經濟上並未構成威脅；而80年代的日本雖然在經濟上威脅美國，但並未對其構成安全威脅，因為他們是盟友。這種情況使得如何應對中國成為了一個複雜的問題。」
彼得森研究所的洛夫利認為，拜登的對華政策「以國家安全為基礎」。這使得對其進行批評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國家安全問題通常受到嚴格保密的限制，只有掌握最高安全許可的人才能夠了解其內部情況。
拜登政府透過提供補貼來鼓勵美國企業在美國製造商品的做法，激怒了一些美國盟友。根據拜登的2022年《通貨膨脹削減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購買電動汽車的買家可以獲得7,500美元的稅收抵免。但這項抵免僅適用於在北美組裝的電動汽車。而且，只有當至少60%的電池零件在北美製造，以及50%的電動汽車「關鍵礦物」（如鈷、銅和鋰）來自美國或與美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才可獲得全額抵免。
前美國貿易談判代表、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總裁溫蒂·卡特勒（Wendy Cutler）說︰「透過與盟友和夥伴合作，美國可以建立起自己的清潔能源產業，從而減少對中國技術的依賴。在貿易逐漸被武器化的時代，美國不應過度依賴中國的戰略產品。」
隨著拜登政府對綠色技術和電腦晶片等領域的鼓勵，製造業投資在短時間內大幅增長。彼得森研究所的凱倫·戴南（Karen Dynan）報告稱，與2023年最後三個月相比，2024年1至3月期間美國工廠投資的年增長率高達80%，為經濟出人意料的強勁表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美國似乎在短期內不太可能逆轉其保護主義傾向。與此同時，中國正努力透過出口來提振經濟，尤其是在電動汽車等領域。這種態勢暗示兩國之間在貿易領域的競爭和緊張關係可能會持續下去。
至於阿茲納沃里安，他希望美國能夠修復與其盟友之間因為貿易政策而受損的關係，以促進更穩定和有利的貿易環境。他說︰「我們需要友善的貿易夥伴來與中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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