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Y編譯）據報導，今年6月，17歲的加菲爾德高中（Garfield High School）學生阿馬爾·墨菲-佩恩（Amarr Murphy-Paine）在試圖制止兩個同學爭鬥時，其中一名男生拔出一把槍，並向他開了致命的一槍。
墨菲-佩恩只是西雅圖地區今年因槍枝暴力受害的眾多青少年中的一個。該地區的槍枝暴力對青少年的影響是一個持續且普遍的問題。
今年一月，一名15歲的青少年在西西雅圖的青少年生活中心（Teen Life Center）遭到致命槍擊。警方稱，7月，兩伙青少年在林伍德的奧爾德伍德購物中心（Alderwood Mall）發生打鬥時，13歲的旁觀者傑達·伍茲-約翰遜（Jayda Woods-Johnson）被致命射殺。9月，薩姆納市（Sumner）的兩名青少年因涉嫌在一次家庭聚會中槍殺兩名16歲青少年和一名成年人（後者死亡）而被逮捕。
檢察官和活動人士表示，許多因衝突而引發的槍擊事件，如果當事人無法輕易獲得槍枝，可能僅僅會發展成為肢體衝突而非致命的槍擊。
根據「每城槍枝安全」組織（Everytown for Gun Safety）今年的數據，華盛頓州的槍枝法律嚴格度在全國排名第九。州議會今年早些時候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槍枝擁有者在槍枝被盜後24小時內報告給執法機構，否則將面臨高達1000美元的罰款。
這樣的規定旨在加強對槍枝流通的監管，減少非法槍枝的流通，提高社區安全。通過對未及時報告被盜槍枝的槍枝擁有者施加罰款，法律也強化了他們的責任感，確保他們採取適當措施保護和監管其槍枝，防止其落入不當人手中。
然而，即便在嚴格的法律下，兒童和青少年依然有途徑獲取到槍枝。
金縣檢察官青少年辦公室稱，在上一學年中，約有100名學生被判犯有重罪，該辦公室已通知了他們所在的學校。根據負責青少年部門的金縣高級副檢察官兼安全學校戰略項目負責人傑米·克維斯塔德（Jamie Kvistad）指出，這些案件「每一件」都涉及槍枝問題。
數字說明了什麼
與過去幾十年相比，青少年犯罪的總體數量可能有所下降，但涉及暴力的犯罪比例卻在增加，甚至高於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克維斯塔德說︰「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嚴重重罪是用槍枝犯下的，但我想說，如果你查看全國的數據，這並不令人驚訝。」
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CES）的一項調查發現，在2021-2022學年，全美5000所K-12公立學校中，每10萬名學生中就有10人攜帶槍枝上學。這一比率高於過去十年中的任何其他學年；過去的數據顯示，每10萬名學生中有兩到七起持槍事件。
根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槍枝暴力解決方案中心（Center for Gun Violence Solutions）的報告，2022年有超過48,000人死於槍枝暴力，即每天平均有132人死於槍枝相關事件，幾乎每11分鐘就有一人因此喪生。
在所有由槍枝暴力造成的死亡中，有2,526例是年齡在1至17歲的青少年。報告發現，2022年，在兒童和青少年中，槍枝暴力已成為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超過了交通事故、藥物過量和癌症。平均每天有七名青少年死於槍枝，佔15-17歲青少年死亡總數的30%。
在槍枝暴力問題上存在的種族差異，尤其是針對黑人青少年。在所有2022年死亡的15至17歲黑人青少年中，有超過一半（55%）是被槍殺的。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臨時數據顯示，全國18歲以下兒童死於槍枝的人數從2022年的2542人上升到2023年的2581人。
華盛頓州也有類似的統計數據。CDC的數據顯示，從2015年到2019年，槍枝暴力一直是該州兒童和青少年的主要死亡原因，死於槍枝槍擊的機率比死於車禍的機率更高。
華盛頓州的倡導團體「槍枝責任聯盟」（Alliance for Gun Responsibility）的一份報告指出，與大規模校園槍擊案相比，青少年死於意外槍擊、家庭暴力或用槍自殺的可能性更大。在該州，自殺佔青少年槍枝死亡總數的一半以上，黑人兒童和青少年被殺的機率是白人兒童和青少年的兩倍。
未成年人獲取槍枝的幾種途徑包括未妥善保管的槍枝容易被偷竊；獲取無法追踪的「鬼槍」；或因3D打印技術的發展使得個人能夠在家中製造或改造槍枝，包括將普通槍枝改造成更危險的機關槍。
克維斯塔德還說，在不受正規監管的情況下，社交媒體平台被用來私下聯繫和交易槍枝，這為非法槍枝交易提供了一個相對隱蔽和容易接觸的渠道。
「槍枝責任聯盟」首席執行官瑞恩·迪施-古茲曼（Ryan Disch-Guzman）說︰「有大量槍枝流入我們的社區，我們必須切斷槍枝供應。」
他表示，阻止槍枝落入兒童之手的方法之一是確保持有槍枝的成年人能夠安全存放槍枝。他所在的組織已在城市和農村地區舉辦了各種活動，並捐贈了近2000個可上鎖的箱子，以便人們妥善保管其槍枝。
迪施-古茲曼說︰「槍枝暴力影響著華盛頓州的每一個社區。我會和家長們交談，他們會提到『我的孩子今天去參加了一個遊戲聚會，我曾問過對方家長是否有槍枝以及是否安全存放的問題』，因為他們經歷過他們的孩子別人家玩耍時看到人們家中就有槍枝，知道放在哪裡，知道他們可以接觸到槍枝。」
迪施-古茲曼補充說︰「這對任何家長來說都是一個可怕的話題，但我認為大多數家長都能理解，因為槍枝的數量實在太多了。」
迪施-古茲曼強調，需要在學校中增加心理健康顧問和社會工作者的數量。這些專業人員可以幫助處理孩子們在遇到槍枝時可能出現的心理和情緒問題。此外，這些專業人員也可以進行預防教育，向學生傳授如何安全應對發現槍枝的情況，以及如何報告這類事件。
他說，兒童和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他們的情緒和心理發展尚未成熟，可能無法正確處理與槍枝相關的風險和責任。因此，如果他們能夠輕易接觸到槍枝，可能會因好奇、衝動或誤解而導致意外發生，甚至可能引起更嚴重的後果。
家長們正在討論
加菲爾德學生墨菲-佩恩死後幾個月，市長佈魯斯·哈雷爾（Bruce Harrell）和西雅圖公立學區宣布了一個價值1250萬美元的計劃，旨在重點幫助初中和高中學生。該計劃將聘用42名新的心理健康顧問和護理協調員和投資於社區合作夥伴。同時，投資於加強學校的安全設施，如昇級監控系統和加強門禁控制。
西雅圖警察局（SPD）也將參與，對五個高中校區的周圍，在課前、午餐時間和放學後的關鍵時間段進行巡邏，增加校園週邊的警力覆蓋。這些高中包括雷尼爾海灘高中（Rainier Beach High School）、加菲爾德高中、西雅圖酋長高中（Chief Sealth High School）、富蘭克林高中（Franklin High School）和英格拉漢姆高中（Ingraham High School）。
加菲爾德家長和教師協會聯合主席艾麗西亞·斯潘斯維克（Alicia Spanswick）說︰「我們終於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了。我無法用言語來表達遺憾，阿馬爾的不幸逝世才開始認真對待校園安全的問題。」她有兩個孩子在加菲爾德上學，一個是高二生、一個是高三生，分別是16歲和17歲。
中央區公共安全問責小組（Central District Public Safety Accountability）成員達內沙·鮑曼（Darnesha Bowman）說︰「我們都在努力採取預防措施，讓孩子們做好心理準備，但他們仍然受到了嚴重的心理創傷，且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來處理這些創傷。」曾住在中央區很長時間的她現在搬到岸線市（Shoreline），她擔任操步隊教練已有24年之久，有很多在加菲爾德上學的門生和教子。
斯潘斯維克指出，有些學生攜帶槍枝到學校的原因不僅只是出於在校園內的安全考慮，而是因為他們在上學和放學的路上感到不安全。她提議重新引入學生資源官員（SROs），這些是專門在學校工作的警察或安全人員，他們不僅能增強校園的安全，還可以透過與學生建立關係來提供支持和增進信任。
加菲爾德高中家長教師學生協會在墨菲-佩恩死後製定了自己的「安全學校行動計劃」，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該行動計畫的內容包括要求增加保全人員、設立創傷應變小組、提供線上學習選項和要求西雅圖警方在特定時間內在校園內和周圍駐守。
鮑曼對此持懷疑態度，她覺得學區是在懲罰學生和家長，因為在2020年推動了無限期停用校園警察。她認為，學區在處理校園安全問題時未能採取實際有效的行動，而是藉口制定了多個計劃，卻沒有在實際操作中見到成效。她對反覆出現的計劃和承諾表示疲憊，因為這些計劃通常未能實施或未產生預期的正面效果。
鮑曼說︰「人們需要被問責，因為這是他們掉以輕心、不負責任、口惠而實不至的結果。我厭倦了所有這些新的（承諾）︰「我們將在這裡為心理健康轉移資金，這是新計劃。」總是有新計劃，但從來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她支持增加與心理健康相關的資金投入，但對學區實施具體政策和資源配置表示懷疑。她的擔憂主要集中在執行細節上，即市政府和學區是否有清晰的計劃和足夠的能力去持續和有效地支持這些安全和心理健康措施，而不僅僅是在開學初期進行一次性的部署。
學校裡的槍枝
克維斯塔德的辦公室也注意到一個趨勢，那些經常缺課的青少年更容易涉及到使用槍枝等嚴重的犯罪行為。
於學生在學校的時間佔據了他們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學校成為了預防和介入青少年問題行為的重要場所。然而，許多學校在處理槍枝安全時，主要集中在應對極端事件，如學校槍擊案，而這種情況雖然重要，卻相對罕見。
克維斯塔德說︰「這是更傳統的評估模式，但我們前觀察到的暴力更多是出於周圍環境的直接影響作出的反應。如果你看到一位同學攜帶槍枝，你是不是更有可能攜帶槍枝，因為這會讓你感覺更安全？ 我們看到一個趨勢，隨著攜帶槍枝的行為在學生中被視為正常甚至必要的安全措施，越來越多的學生可能會因感覺到威脅而採取相同的行為。」
當在金縣犯下重罪的學生獲釋時，克維斯塔德的團隊會通知學校。該團隊會告知學校釋放條件有時包括上學、不得持有武器、遵守宵禁以及接受評估和治療。該小組還與學校分享指控文件副本和摘要等信息，幫助學校更全面地了解學生的背景和可能的風險因素，從而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
為青少年提供指導和其他預防暴力服務的非營利組織「城市家庭」（Urban Family）的共同創辦人保羅·帕圖（Paul Patu）同意其他人的觀點，社群平台不僅使槍枝的取得變得更加容易，還讓擁有槍枝成為一種「潮流」。在家中製造槍枝也已成為社交媒體趨勢。帕圖說︰「他們在製造這些槍枝，並在YouTube、TikTok等平台輕鬆獲取關於如何在家中製造槍枝的方法。」
他表示，社群媒體和流行的第一人稱射擊電玩遊戲（FPS）將槍枝的使用和暴力行為逐漸變得「正常化」。青少年對槍枝的暴力性和危險性變得麻木，不再視其為特別嚴重或有害的事物。
帕圖批評當今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合理，「青少年更容易獲得槍枝和毒品，而不是暑期工作和其他正面的生活資源。」當前社會和經濟結構的缺陷，使得青少年走向錯誤的方向。如果不採取措施改變這種狀況，槍枝暴力和相關問題只會繼續惡化。
帕圖和妻子香特爾（Shantel）在西雅圖地區長大。羅曾就讀於雷尼爾海灘高中和富蘭克林高中，而「城市家庭」的共同創始人兼執行董事香特爾曾就讀於西雅圖酋長高中。
他們成長期間，在80年代和90年代，當時的暴力主要集中在幫派衝突和領土爭端。不過，他們指出，現在的青少年暴力問題比以前更嚴重，尤其是槍枝暴力的加劇。2000年代初，槍枝暴力導致的死亡人數顯著增加，成為一個轉捩點。
香特爾稱，21世紀初，「城市家庭」每年至少失去10個孩子，2010年這一數字躍升至26個。
香特爾表示︰「當我們與攜帶槍枝或那些有獲取槍枝途徑的孩子們交談時，（他們所說的）是，沒有槍枝他們就沒有安全感，這就是更大的問題所在。」
這種情況表明，槍枝對這些青少年來說不只是工具，而是一種被動應對危險的手段。問題的核心在於，他們的環境讓他們覺得必須依賴槍枝才能保護自己，而不是依賴法律、社區或其他安全措施。
「城市家庭」表示，儘管家長可以努力教育孩子遠離槍枝暴力，但美國社會的槍枝文化使得持有和使用槍枝變得司空見慣，降低了人們對槍枝危險性的敏感度。
該組織採用了「平衡方法」，即在發現問題時立即進行幹預，同時提供支援服務。為此，「Urban Family」創建了「4 Peace」社區安全運動，專門為那些發現自己參與槍枝相關事件的青少年提供支持和安全教育。
「Urban Family」強調，在遇到潛在危險時，青少年應該保持警覺，盡快找到安全的地點避險。他們鼓勵青少年主動向執法機構報告任何可疑活動，以防止危險進一步升級。該組織認為創造一種社區支持感非常重要，青少年之間的互助和支持可以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幫助減少暴力行為的發生。
香特爾說︰「一個孩子如果感覺不到村莊的擁抱，就會燒掉村莊，以感受村莊的溫暖。而我們的孩子們現在正在燒毀西雅圖，因為他們感到被社會疏遠。他們覺得學校不關心他們。他們感覺不到自己可以走進社區中心，可以融入其中。在我們的社區裡，再也沒有孩子的空間了。」
雷森海爾高中十年級學生、15歲的里奧·法利特-拜蒙特（Leo Falit-Baiamonte）也有同感︰「我覺得（市）議會對學生的優先順序低於其他。他們優先考慮的是警察和企業，但根本沒有把我們放在第一位。」
他在墨菲-佩恩事件後加入了西雅圖學生聯盟（Seattle Student Union）。
法利特-拜蒙特批評︰「我覺得議會上的成年人，像瑪麗查·里維拉（Maritza Rivera），雖然親身經歷了槍擊事件對他們孩子的影響，並以此為競選承諾，但當實際需要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提供資金支持時，他們在八月卻投了反對票。」
西雅圖學生聯盟希望議會能夠批准全部2000萬美元的預算，用於學校的心理健康服務和槍枝暴力預防，而不是之前批准的1250萬美元。
法利特-拜蒙特說︰「我害怕下一次槍擊會發生在我的高中。」
這個由學生領導的團體成功地推動了在該州通過禁止攻擊性武器的法律。他們計劃在本月向市議會作證，爭取更多的資金用於支持學生的心理健康資源。
法利特-拜蒙特認為，當校園槍擊事件發生時，即使發不在你所在的學校，只要是同一座城市，仍然會引發廣泛的恐慌和焦慮。他說︰「每次進入校園時，我們都感到害怕和不安。」
Photo by Mateus Campos Felipe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