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ie編譯）在西雅圖市議員麗莎·赫爾博德（Lisa Herbold）的期望中，大家最好都患上嚴重的健忘症。
這樣，人們就能忘記她曾與6名市議會同事聯名，要求砍掉一半的警務支出。並不顧被砍掉預算的警方是否能成功履職 (他們不能) 就草率推行。這樣，人們也能忘記她曾經在CHOP問題上保持沉默，直到逼出了人命才有所反應。
而現在，赫爾博德還希望你能調轉矛頭，把對她的指責全部轉向讓她負責的媒體。
在《西雅圖時報》專刊╴刊登於2月20日的『全國的犯罪形勢亟需緊急應對行動』（National crime study recommends urgent action）意見中，赫爾博德哭訴「某媒體」報導犯罪情況有失公允：「在西雅圖，當發生悲劇性事件時，媒體總是傾向於將市議會描繪成『限制西雅圖警方工作』或『對犯罪情況漠不關心』的形象。」她寫道。
而筆者布蘭迪·克魯斯（Brandi Kruse），是一名西雅圖《Q13》台的新聞記者，也確實指責過市議會對犯罪事實的關注不足—因為克魯斯認為這就是事實。
1月20日，當暴民們以改革移民政策的名義，砸破位於派克市場的星巴克門店的窗戶時，多數市議員對此都是一如既往的緘默。而代表西雅圖市中心地區的市議員安德魯·劉易斯（Andrew Lewis）則只是針對此事給出了溫和的譴責，稱其為「小型破壞」。
「擔憂西雅圖領導人不關政事的，應該不只我一個人。」克魯斯在推特上回應道，「他們是真的毫不關心。」
克魯斯的推文或許會惹惱赫爾博德, 但卻還不足以引起她的重視。讓她重視並選擇刻意忽略的，則是後果更嚴重的指責。
在克魯斯主持的周日早間節目，《Q13》電視台的《論分歧》（The Divide）中，西雅圖警方代理警官阿德里安·迪亞茲（Adrian Diaz）表達了對頻繁的動亂的擔憂，稱其動用了現下頻繁高發的自殺及槍擊犯罪中的執法資源。
但當被直接問及︰「你認為市議會關心西雅圖的死亡和槍擊率嗎？」他並不能給出確切的答复，只是說︰「我當然希望如此，但我不會替他們回答。」
也是在同一天，市長珍妮·杜肯（Jenny Durkan）對此問題的回答倒是直接了當的多：「反正從來沒有一位市議會人員就相關問題詢問過我。」
對此，克魯斯先後尋求了了市議員赫爾博德、劉易斯和塔米·莫拉萊斯（Tammy Morales）對此事的評論。聯繫劉易斯和莫拉萊斯是因為其所在轄區的高犯罪率。而赫爾博德則是因為她擔任了公共安全委員會的主席。克魯斯向他們請求了「關於其解決此類共安全問題相關工作的信息，任何信息都可以。」
然而，沒有一個人回復克魯斯。
不但如此，在赫爾博德的評論專欄裡，她不但轉嫁了自己的責任，竟還為暴力行為進行了開脫。
她引用了國家COVID-19 及刑事司法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COVID-19 and Criminal Justice）針對暴力犯罪和財產侵犯罪案增加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建議對病毒大流行、警局執法及資助反暴力策略這三大問題採取緊急行動。
赫爾博德寫道︰「… 很多人都想針對我們街面上看到的問題瘋狂甩鍋。但正如我們這次疫情中認識到的很多問題一樣，當前的任務是我們要緊密合作，共戰疫情，而不是推諉職責，散佈謠言。」
對於一個開始就在指責媒體，推卸責任的評論文章來說，這個結尾還真是有趣呢。
雖然領導者們確實需要合力解決問題，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們首先要做的，難道不是誠實面對存在的問題嗎？
突如其來的嚴峻疫情並不能成為市議員們自欺欺人，忽視諸如精神健康、藥物濫用、犯罪暴亂等問題的理由。
但是在赫爾博德的評論文章裡, 她刻意弱化了自己的責任︰「雖然2020年SPD員工數量下降了135人，但是並沒有官員因為市議會的預算縮減而被裁，」她寫道。
這至少得算是重大信息誤導了。2020年警務人員數量驟減，到達歷史最低值，部分原因就是官員們在市議會削減預算前就提早離開了。而當市議會人員還在臆想著公共安全問題的現狀時，犯罪率可是沒有停下增進的步伐。與之同樣大踏步邁進的，還有西雅圖市的各種危機。
結果就是，警局每年都要被迫接聽成千上萬個危急電話，還要花費時間精力去巡視流浪營地，以及安撫無政府主義。
其實在疫情來臨之前，我們就早該對犯罪行為緊急應對；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之前，我們就早該進行警力改革；在西雅圖呈現各種城市危機之前，我們就早該解決流浪人群、藥物濫用和反复違規等問題。
我們並不需要一份報告來告訴我們西雅圖領導層需要採取緊急的應對舉措。我們需要的是，市議員們自己得出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
直到那時，才是媒體們追究其責任的時候。
本文翻譯來源︰蘭迪·克魯斯的《Seattle’s unraveling, and AWOL leadership, predates the pande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