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ie编译）在西雅图市议员丽莎·赫尔博德（Lisa Herbold）的期望中，大家最好都患上严重的健忘症。
这样，人们就能忘记她曾与6名市议会同事联名，要求砍掉一半的警务支出。并不顾被砍掉预算的警方是否能成功履职 (他们不能) 就草率推行。这样，人们也能忘记她曾经在CHOP问题上保持沉默，直到逼出了人命才有所反应。
而现在，赫尔博德还希望你能调转矛头，把对她的指责全部转向让她负责的媒体。
在《西雅图时报》专刊╴刊登于2月20日的『全国的犯罪形势亟需紧急应对行动』（National crime study recommends urgent action）意见中，赫尔博德哭诉「某媒体」报导犯罪情况有失公允：「在西雅图，当发生悲剧性事件时，媒体总是倾向于将市议会描绘成『限制西雅图警方工作』或『对犯罪情况漠不关心』的形象。」她写道。
而笔者布兰迪·克鲁斯（Brandi Kruse），是一名西雅图《Q13》台的新闻记者，也确实指责过市议会对犯罪事实的关注不足—因为克鲁斯认为这就是事实。
1月20日，当暴民们以改革移民政策的名义，砸破位于派克市场的星巴克门店的窗户时，多数市议员对此都是一如既往的缄默。而代表西雅图市中心地区的市议员安德鲁·刘易斯（Andrew Lewis）则只是针对此事给出了温和的谴责，称其为「小型破坏」。
「担忧西雅图领导人不关政事的，应该不只我一个人。」克鲁斯在推特上回应道，「他们是真的毫不关心。」
克鲁斯的推文或许会惹恼赫尔博德, 但却还不足以引起她的重视。让她重视并选择刻意忽略的，则是后果更严重的指责。
在克鲁斯主持的周日早间节目，《Q13》电视台的《论分歧》（The Divide）中，西雅图警方代理警官阿德里安·迪亚兹（Adrian Diaz）表达了对频繁的动乱的担忧，称其动用了现下频繁高发的自杀及枪击犯罪中的执法资源。
但当被直接问及︰「你认为市议会关心西雅图的死亡和枪击率吗？」他并不能给出确切的答复，只是说︰「我当然希望如此，但我不会替他们回答。」
也是在同一天，市长珍妮·杜肯（Jenny Durkan）对此问题的回答倒是直接了当的多：「反正从来没有一位市议会人员就相关问题询问过我。」
对此，克鲁斯先后寻求了了市议员赫尔博德、刘易斯和塔米·莫拉莱斯（Tammy Morales）对此事的评论。联系刘易斯和莫拉莱斯是因为其所在辖区的高犯罪率。而赫尔博德则是因为她担任了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克鲁斯向他们请求了「关于其解决此类共安全问题相关工作的信息，任何信息都可以。」
然而，没有一个人回复克鲁斯。
不但如此，在赫尔博德的评论专栏里，她不但转嫁了自己的责任，竟还为暴力行为进行了开脱。
她引用了国家COVID-19 及刑事司法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COVID-19 and Criminal Justice）针对暴力犯罪和财产侵犯罪案增加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建议对病毒大流行、警局执法及资助反暴力策略这三大问题采取紧急行动。
赫尔博德写道︰「… 很多人都想针对我们街面上看到的问题疯狂甩锅。但正如我们这次疫情中认识到的很多问题一样，当前的任务是我们要紧密合作，共战疫情，而不是推诿职责，散布谣言。」
对于一个开始就在指责媒体，推卸责任的评论文章来说，这个结尾还真是有趣呢。
虽然领导者们确实需要合力解决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首先要做的，难道不是诚实面对存在的问题吗？
突如其来的严峻疫情并不能成为市议员们自欺欺人，忽视诸如精神健康、药物滥用、犯罪暴乱等问题的理由。
但是在赫尔博德的评论文章里, 她刻意弱化了自己的责任︰「虽然2020年SPD员工数量下降了135人，但是并没有官员因为市议会的预算缩减而被裁，」她写道。
这至少得算是重大信息误导了。2020年警务人员数量骤减，到达历史最低值，部分原因就是官员们在市议会削减预算前就提早离开了。而当市议会人员还在臆想着公共安全问题的现状时，犯罪率可是没有停下增进的步伐。与之同样大踏步迈进的，还有西雅图市的各种危机。
结果就是，警局每年都要被迫接听成千上万个危急电话，还要花费时间精力去巡视流浪营地，以及安抚无政府主义。
其实在疫情来临之前，我们就早该对犯罪行为紧急应对；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之前，我们就早该进行警力改革；在西雅图呈现各种城市危机之前，我们就早该解决流浪人群、药物滥用和反复违规等问题。
我们并不需要一份报告来告诉我们西雅图领导层需要采取紧急的应对举措。我们需要的是，市议员们自己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直到那时，才是媒体们追究其责任的时候。
本文翻译来源︰兰迪·克鲁斯的《Seattle’s unraveling, and AWOL leadership, predates the pande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