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Y编译）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面对持续的通货膨胀和高昂的日常生活成本时，提出了一项新的政策建议。她在上周五建议禁止食品供应商和杂货店「哄抬物价」（price gouging），此举旨在控制并减轻住房、医疗和食品成本的上涨，从而减轻普通消费者的经济压力。
这是对哈里斯的一个明显弱点的迎头痛击。在拜登-哈里斯政府执政期间，杂货价格飙升了21%，导致整体生活成本上升了大约19%，部分原因是因为近年来通货膨胀的加剧。这使许多美国人对经济感到不满，尽管失业率降至历史低点。自疫情以来，工资也大幅上涨，一年多来涨幅超过物价。然而，调查发现美国人仍在努力应对通货膨胀导致的高成本生活。
哈里斯周五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Raleigh）表示︰「我们都知道，在大流行病期间，由于供应链关闭和失效，价格上涨了。我们的物流和生产链现在已恢复正常，但商品价格依然居高不下。」
她的提案能有效降低价格吗？什么是「哄抬物价」？以下是对这些及其他问题的回答︰
什么是哄抬物价？
虽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严格定义，但它通常被用来描述飓风或其他自然灾害后供应中断引发的价格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零售商对日常必需品的价格进行大幅提升，消费者权益倡导者会将其视为哄抬物价行为。
它否已经违法？
在美国，尽管一些州已经通过法律限制了在特定情况下的商品价格急剧上涨（即哄抬物价），但在联邦层面上尚未制定相关禁止这种行为的法律。
在联邦法律中存在的与价格相关的不同类型的规定，尤指「固定价格法」（price-fixing）。固定价格是一种反竞争行为，指的是两个或多个竞争者之间的协议，共同设定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而不是让市场竞争自然决定价格。这种行为被视为限制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因此在美国被联邦法律明确禁止。
这种法律旨在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的权益，防止企业透过非法协议来操纵市场价格。这与哄抬物价虽然都涉及价格操作，但性质和法律对待有所不同，哄抬物价更关注的是供应中断情况下的价格操纵。
哈里斯的提议会降低杂货价格吗？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此计划在当前不太可能有效降低价格，原因之一是目前尚不清楚实际上有多少哄抬物价的行为正在发生。
与四年前相比，食品杂货的价格仍然居高不下，但根据最新的通膨报告，7月份的食品杂货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仅增长了1.1%，这表明价格增长已经开始趋于稳定，与疫情前的常规年度价格增长水平相似。
乔·拜登总统上周三表示，在周三的通货膨胀报告显示7月通货膨胀率降至2.9%，为过去三年中成长最缓慢的一次。这个降低的通货膨胀率被视为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意味着物价上涨的压力减轻，经济环境对于消费者而言更为友善。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斯特雷恩（Michael Strain）表示︰「政府一方面宣称已经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而另一方面又声称存在各种价格欺诈行为，导致消费者面临真正的高物价，这两者之间有些不协调。」
在经历了通货膨胀的高峰期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往往难以恢复到先前的水平，因为市场已经适应了新的价格点。持续的价格下降往往与经济衰退相关联，在这种情况下，需求下降导致价格整体下滑。然而，这并非是一个理想的经济状态。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建议透过提高工资来缓解高成本生活的压力，使得即使在价格高涨的情况下，消费者的购买力也得以维持。
哈里斯为什么现在会谈论这个问题？
在过去几年中，许多选民将物价上涨归咎于零售和食品业，包括杂货店和快餐连锁，认为这些行业的定价策略推动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此外，在这段期间内，许多公司的利润大幅上升，这加剧了公众对于企业利用市场条件牟取过高利润的质疑，尤其是在物价普遍上涨的背景下。
斯特雷恩说︰「可能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民意调查发现，通货膨胀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并且很多人认为企业行为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
同时，正如哈里斯所指出的那样，即使价格没有大幅上涨，但即使在供应链中断问题得到缓解后，价格仍然居高不下。
进步倡议组织「罗斯福前进」（Roosevelt Forward）的政策分析师伊丽莎白·潘科蒂（Elizabeth Pancotti）指出，尿布的主要原料之一木浆的价格已从疫情后高峰时期下降了一半，但尿布的价格却没有下降。
她指出，这种情况实际上增加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空间，即他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或购买商品，但仍以较高的价格销售给消费者。
哄抬物价会导致通货膨胀吗？
大多数经济学家会说不是，这是一个更直接供给与需求失衡的例子。当疫情爆发时，一些关键行业如肉类加工厂受到COVID-19的影响而关闭，导致生产能力下降，而需求相对稳定或增加，造成价格上升。同时，国际冲突如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影响了全球粮食供应，尤其是小麦和其他谷物，进一步推高了食物价格。此外，由于汽车制造商无法从台湾获得生产汽车所需的全部半导体，许多汽车厂暂时关闭，汽车价格上涨。
与此同时，几轮刺激经济的支票让美国人的银行帐户变得更加充裕，而且在长时间的封锁和限制后，人们急切地增加消费以弥补先前的节制，也就是所谓的「复仇性消费」。这种突然增加的需求，结合由于疫情影响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和生产能力下降，形成了需求增强和供应减少的局面，直接推动了价格上升。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大型食品和消费品企业利用了疫情时代的市场混乱。供应链问题导致商品短缺，消费者在商店中经常看到空货架，这种物资紧缺的形象加上对未来供应不确定性的担忧，至少使得消费者暂时觉得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更高的价格。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家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称之为「卖方通货膨胀」（seller’s inflation）。意指这种通货膨胀是由于卖方（即企业）的行为所引起的，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需求拉动或成本推动。其他人则称之为「贪婪通膨」（greedflation），用来强调企业在没有正当经济理由的情况下，出于贪婪而提高价格。
潘科蒂指出，因为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和商品短缺，消费者往往更宽容地接受了高价和供应不稳定的现象。这种心态使得一些企业有机会在不引起过多反弹的情况下提高价格，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直言「许多公司利用了消费者在疫情期间的处境和心态。」
禁止哄抬物价就等于实行价格管制吗？
在70年代最后一次通货膨胀高峰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政府都不时实施价格管制，具体限制公司对商品和服务的收费。
然而，这种措施虽初衷良好，却带来了一些负面后果。由于价格被人为压低，使得生产者没有足够的诱因增加供应，进而导致市场上商品短缺。特别是在燃油市场，价格控制导致了严重的油品短缺和消费者长时间排队加油的情况。人们普遍指责了这些措施。
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哈里斯提出的禁止哄抬物价的提议可能会带来与1970年代价格控制政策相似的后果。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说︰「这是一项严厉的社会主义政策，我认为任何经济学家都不会支持。」在哈塞特看来，此类政策可能扭曲市场机制，阻碍效率和创新，导致更多经济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但潘科蒂不同意。她认为该提案主要是一种消费者保护措施，而非严格的价格控制。根据哈里斯的提议，政府并没有直接设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限，而是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去调查和审查不正常的价格上涨行为。
这种方法可以被视为是在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定价行为侵害的同时，避免了对市场机制的过度干预，尝试在维护市场自由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之间找到平衡。
她指出，某些企业可能因为知道自己能够操纵价格而无视道德和法规，试图从消费者那里获取不当利益。这种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利用了消费者的弱势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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