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纽约」（Humans of New York）是一个80后在脸书上创办的公共账号。四年前，这个失业的年轻人「飘」到纽约，开始满大街拦路人拍照，并让他们讲出自己的故事。由于照片和故事都简单精彩，该账号迅速成为脸书上最受欢迎的公众账号之一。最近，美国因是否应该收纳叙利亚难民一事满城风雨，有人整理出「人在纽约」发布过的在欧洲拍到的难民的故事。今次，就让我们忘掉左派右派蛋黄派，走出政治理想和宗教恐惧，洗干净一颗玻璃心，静静地听几个故事。
「我的父亲很喜欢孩子。我是老么，也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每当我们犯了错，其他人都会被罚，而我安然无事。我15岁时，父亲带我们去巴格达买东西。他让我们在车里等一会儿，自己冲进了商场。然后我们听见巨大的爆炸声。我们跑出车，向爆炸的地方跑去。满地都是零落的尸体碎片。我父亲的尸体就躺在地上，头被炸开，脑浆溅在街上。我当时那么小又那么天真，我记得那时我想，『一切都会好的。爸爸只需要做个手术』」。
（维也纳，奥地利）
「每个月我们都得去一次巴格达，治我儿子的眼睛。最后一次去医院的时候，人实在太多，我们决定先回酒店等著。我们走出医院，走进街道，等出租车，一辆车停在我们身边，我们还以为是警察。两个男人拿着枪跳下车，要我们的身份证，然后把我们推进了车里。几百米后，他们扔下了我和我妻子，带走了我的儿子。
我的妻子因此一病不起。那几天，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巴格达街头走来走去。我睡不着。我从早走到晚。我想只要我再见到那辆车，一定能认出来。每天我都走进新的街区，拿着手机，隔几秒就看一眼，希望有人能打电话过来。不久我就失去了希望。我知道，我的儿子已经没了。
一周后，一个装着电话号码的信封寄了过来。我打过去，一个男人说我儿子在他手上，他向我要一大笔钱，并说如果我报警就杀了我儿子。我花了20天凑钱。我卖了房子，跟亲戚借，不断向他祈求更多的时间。他们总是换号码，所以我没办法回电话。当我终于凑够钱约他们见面时，我要求听我儿子说话。我说，『求求你们，让我听他说话。我要听听他说话』。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听到了电话那头传来的我儿子的声音。他听起来那么害怕。他说，『爸爸？』电话就挂断了。
他们给了我地址，是一所废弃的老房子。他们让我等一辆银色的轿车，然后把钱扔进去。几分钟后车来了，我扔了钱，车走了。过了一会儿另一辆车停下来，门开了，我的儿子被扔了出来。我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儿子。我感觉自己好像又活过来了。我抱起他开始拼命地跑，两个人都边跑边哭，直到一个全都是人的地方才敢停下」。
（海吉什豪洛姆，匈牙利）
「我看见军队烧了我邻居的房子。他们点火，拍照。第二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房子，只是标题说它是被『恐怖分子』破坏的。军队每天抓300个人。他们谁都抓。斋月的时候，他们来抓我了。我正和我的家人吃饭，忽然听见外面的车响。大兵们踢开门，把我的手绑到背后。孩子们在尖叫，士兵说，『我们知道你在和反对派工作！你是个恐怖分子！』我说，『求你们了，我们是穷人家，什么都没做过，我们只想活下去。』我觉得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了。他们把我带进监狱，绑了眼睛，让我跪在地上，问我关于反对派的问题，但我一无所知。一旦我犹豫超过两秒，就会被揍，他们揍了我好几个小时，我求他们停下，不断地保证一旦我听说任何事情一定告诉他们。他们用电线绑住我，让电流穿过我的身体，足足25秒才停下，然后问下一个问题。一旦我说不知道，他们就会再次通电。我被关了3天。最后他们放我走时，我站都站不起来。我回到家，拥抱我的家人，但我不得不立刻去工作。因为家里已经没有食物，他们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莱斯沃斯岛，希腊）
「我在Saudi Arabia做了七年的服务员，攒够钱在叙利亚盖了一栋房子。房子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浴室，但对我而言那儿就是天堂。我们在那里住了快20年。我们不想离开。我们有小孩，没有路费。但那儿已经住不下去了。我们的房子在军队和反对派之间。每天军队都会敲我们的门，说『不帮我们做事就杀了你们』。他们去我工作的餐厅，说我们通敌。他们殴打经理的时候，我们就藏在地窖里。如果反对派俘虏了我们的村庄，我们一样会被杀。他们会说我们和军队合作而杀了我们。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只管自己的事』。离开的时候，我们只带走了几件衣服」。
（莱斯沃斯岛，希腊）
「我是一个翻译。我知道这些人在经历什么。我的家庭从阿富汗流亡至此，因为塔利班想杀我的父亲。15年前，我来到希腊。我们从土耳其涉水而过，在夜里蹑足而行，尽管红色的激光灯让我们知道已经逃不出去了。我们看见树丛中夜视镜反射的光泽，但没人靠近。我们觉得大概是自己搞错了，于是继续前行。最终，我们看见一辆陷在沟里的车。车灯开着，门也开着。我们以为里面的人受伤了，所以一起跑过去。没想到这是一个陷阱，警察从树丛中一涌而出。我被反复告诫只要被警察抓住就会挨揍，但这比想像得糟得多。他们像对牲口一样对我们。他们带着面具和手套，因为他们甚至不愿意碰我们一下，就像我们不是人一样」。
（科斯岛，希腊）
「我希望我能多为她做一点事。她的人生那么短，但除了挣扎求生，一片空白。她不知道快乐的瞬间是怎样的。她从没有机会体味童年。当我们登上那艘塑料船的时候，她的话让我心碎。她说她看见自己的妈妈被人群践踏，她尖叫着，『求求你们！别杀我妈妈！杀了我吧！』」。
（莱斯沃斯岛，希腊）
「我上班的时候，一个朋友来电话，说我最小的弟弟被枪击了。我一路冲进诊所，他就躺在那里，头上绑着绷带。我解开绷带，用酒精处理伤口，小片的脑组织就粘在绷带上。医生说除非去大马士革，否则他会死。我彻底慌了。去大马士革要穿过拉卡，这条路极其危险。我们用了10个小时，因为只能避开大路从小路绕行。我的弟弟躺在后座上，不一会儿就开始吐胆汁，眼里不断涌出泪水。我不知所措。我太害怕了。我觉得他就要死了。但无论怎样，我还是把他带到了医院。现在他全身麻痹，语言迟缓，所幸记忆正常，记得那些旧事。医生说他的眼睛还需要手术。我们曾一起做所有事情，但现在他什么也做不了了，只能动动手指。我正试着带他去德国，因为我听说那里的医生能帮助他」。
（莱斯沃斯岛，希腊）
「战争变得极其严重。我从叙利亚到这儿时，身上只有50美元，几乎身无分文。我在街上遇到一个男人，他带我回家，给我食物和住所，但我为呆在他的家里而感到羞愧。我每天花11个小时找工作，只在睡觉时回去。最后，我在一家酒店找到一份工作，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七天，月薪400美元。现在，我找到一家好一点的酒店。每天12小时，月薪600美元，一周还有一天的假。不上班时，就到学校里做英语老师。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每一天。赚到的钱我一分都没花，连一件T恤都没买过。我已经存了1万3000欧元，这些恰好够我买一份伪造文书。有一个人跟我说只要1万3000欧元，他就能带我去欧洲。我下周就要走了。我要回一趟叙利亚，对我的家人说再见。然后我要远离这一切，我会试着彻底忘掉这些，然后完成我的学业」。
（埃尔比勒，伊拉克）
编译/Lily Z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