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ie编译）6月初一个晴好的夜晚，切娜·洛克哈特（Chyna Lockhart）手举自制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牌子，站在奥本（Auburn）市政厅外举办的一场名为「I Can’t Breathe」的集会门外。看着被警察暴力执法杀害亲友的人们彼此分享自己的遭遇，以及美国原住民部落Muckleshoot成员们在院中起舞，她感受到了久未体会的亲切与安宁。
作为一名奥本居民，洛克哈特后来参与的一场在肯特市（Kent）的抗议集会，也让她感受到了相似的亲切感。身为一名2岁跨种族男孩的妈妈，她希望自己居住的区域对孩子来说是安宁而美好的。
不过，虽然这些奥本和肯特的小型集会让人倍感亲切，它们跟西雅图那些影响广泛，曝光度和参与度都极高的大型抗议活动比起来，只能说收效甚微。而随着由夏入秋的萧索，洛克哈特所倡议的活动们也随着南金县小规模示威活动的消退而停滞不前，但警察的暴力执法致死问题依然没有收到像西雅图那样的广泛关注。
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只她一个。很多受害家庭和社会积极人士都表示，金县南部（South King County，南金县）地区的暴力执警致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除了犯罪率的高低之外，一个地区的贫困水平和人种构成也是影响其执警状况的重要因素。数据明确显示，金县的多数警力致死案件都发生在南部。根据《西雅图时报》的分析，2016年以来西雅图和金县周边地区的43例警力致死案中，24例都发生在南金县, 且经手自市警局和金县警长办公室。
受害家庭表示，南金县的执警机构缺乏监督是致使他们逃脱大众和媒体审查的直接原因。虽然西雅图警察们被2012年的一项联邦禁令强制接受降低冲突培训，并佩戴随身摄像头，但是周边县市基本没有类似的机制强令警察负责。因此，社区组织和政客们都在积极呼吁全州范围内的改革，加强执警致死案的调查，并对执法机构工作人员进行额外的培训。
数据不成比例
在过去4年金县被警察杀害的43人中，有11人死于被西雅图警局之手，这一数字还不到南金县同一时期被杀害人数的一半。南金县有包括伦顿（Renton）、肯特、费德勒尔韦（Federal Way）、塔克维拉（Tukwila）和奥本在内的十几个城市，人口约占金县的三分之一, 但警察致死案却占了金县的56%。
2020年至今，金县已经有8人被警察杀害，其中3人在南金县，2人在西雅图，另外3人在城市东部或北部。
过去的2019年，被金县执法机关杀害的9人中，2人死于西雅图警局，6人死于南金县的警长和警局之手。2018年，警察杀害的7人中有2人来自南金县，2人在西雅图。2017年，11例死亡中7人都来自南金县。再往前一年，8起死亡中6起都发生在南金县，2起在西雅图。
根据《西雅图时报》的分析报告，从2016年到2020年，所有的死亡案例中有56%是白人，23%是非裔，12%亚裔和各5%的土著居民及其他。拉丁裔的死亡人数没有结论，因为医学检查人员们将其列为了白人。在金县，有7%的人口是非裔，1%为土著居民，他们也是警察致死案例中比例最高的人群。
将西雅图和南金县直接对比是不合理的。毕竟南金县拥有最高的人种多样性，也居住着最多的英语非母语人口，并且贫困线以下的居民比例也是全县最高的。
而据洛克哈特反映，她认为南金县的警务人员在跟这些弱势人群相处时倾向于频繁使用暴力。
「这些社区里的警察们知道他们打交道的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没有房子，有的还有毒瘾或者精神疾病，」洛克哈特说道︰「我不认为他们会多么认真地执警。」
据 2019年5月被奥本警察杀死的杰西·萨里（Jesse Sarey）的寄养妈妈伊莱恩·西蒙斯（Elaine Simons）介绍，萨里在被杀害前曾在肯特市流离失所，她认为警察只是把萨里当成了「随便一个流浪汉」。
与此同时，杀害萨里的警官杰弗里·尼尔森（Jeffrey Nelson）, 被指控了二级谋杀罪，但是并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要求上缴保释金。在他遇到萨里之前，尼尔森就有很多暴力执警的前科，在2011年至2018年间积攒了65起相关在案记录。在因萨里的谋杀案被起诉之前, 奥本警局刚花费125万美金为尼尔森摆平了他2017年杀害25岁以赛亚·奥贝特（Isaiah Obet）的案子。根据此案叙述，尼尔森杀害的第一人是2011年在交通路口被其头部枪击的布赖恩·斯卡曼（Brian Scaman）。
「尼尔森在被起诉谋杀时并不是像普通人那样，」西蒙斯说道。在西雅图中心地区的金县儿童家庭司法中心（ King County Children and Family Justice Center）工作的她，看到过很多犯下类似罪行的儿童/青年都被罚以上百万美金的保释金，「就因为他是警察，他就被区别对待了，几乎像拥有了特权。」她补充道。
监督机制
在明确警察责任的I-940 由选民通过之前，被害家属们能寻求正义的方式就还只限于民事诉讼。据2015年的《西雅图时报》调查显示，在2005到2014年间，在213宗警察致命枪击事件中，只有一名警官被起诉指控。由于警长办公室和一些南金县市政机构的质疑，进一步的调查流程还是被搁置了，以致自2017年积攒至今的另外几十例案件也被押置。
目前，新的法律只在指控警官执法致死案中使用过一次，就是金县检察官丹·萨特伯格（Dan Satterberg ）8月29日对尼尔森杀害萨里的审判。萨里是尼尔森在职期间杀害的第三位平民。尼尔森在审判中声称无罪。
2019年5月31日，尼尔森在回应中称萨里曾踢踏财物并向车辆投掷硬物，导致其与尼尔森之间的肢体冲突，进而致使尼尔森对其进行了枪击。26岁的萨里在随后的当晚于港景医疗中心（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离世。
在萨里死后的17个月里，他的寄养妈妈一直致力于研究提高警力监督的立法过程以弥补其空白的工作，并在最近将所学成果应用到了华州警察问责制联盟（Washington Coalition for Police Accountability）的参与中。该联盟聚集了一些受害家庭成员、社会积极分子、政策制定者和游说专家，旨在将警察责任案件推送到州立法部门面前。
最终，西蒙斯的家庭在各受害家庭的艰辛工作和I-940法案的通过下获得了成功：与很多受害家庭不同，萨里的案件可以成功上庭了。
「这是每一个努力寻求正义审判家庭的胜利，」西蒙斯就尼尔森被定罪一事评价道。但是她依然担心萨里的案子会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而逐渐淡出公众视线，从而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
萨里的案子跟金县的很多警察枪击致死案一样，都是由山谷独立调查小组（Valley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Team ，VIIT）进行调查，该组织由当地区域执法机关的侦探们组成。涉事部门（机关）不可参与调查。
据反映，这个2012年成立的调查组已经审查了涉警死亡案件50起。其中43起都是警察枪杀致死案，其他则是当地监狱和警察监护下的自然死亡。
在调查的所有死亡案例中，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肯特（15例），再就是费德勒尔韦（12例）。
该小组成立的初衷就是要建立调查执警致死案的规章制度。它本身不定夺涉事警察的罪行，而是根据调查结果准备一份独立的报告，上交给金县检察官办公室。
据纽约非营利组织执法策略（Law Enforcement Strategy）副主席克里斯·伯班克（Chris Burbank）透露，像VIIT这样的独立调查组目前已经遍布全国，它们会协助分摊调查压力，因为警察涉嫌的暴力案件通常都需要调查大量的资源。
「但它同时依然缺乏外部平民社区的参与，说到底，依然是警察在调查警察。」伯班克指出。
在市郊地区，对警察人员的监督远不如大城市那么常见。平民对警察的监督板在小城市和县级地区基本看不到，很多情况下都是警察自己在调查自己。金县的执法监督办公室可以检查警长办公室内部对警察枪击的调查，但是目前还不能开展自己独立的调查。
在一个警局内，能决定其暴力使用行为的只能是自身的政策。「这个警局是具备预防或限制非法暴力行为的政策，还是拥有纵容暴虐行为的政策，这非常重要。」伯班克强调。
比如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官在此之前就有过行为不端，但依然得到晋升和奖励。 「而这就变成了警局的文化、习俗、现状和行为。」伯班克说道。
大众焦点
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本地抗议，大众的视线依然集中在西雅图而不是市郊的警局，而后者才是最近大多数警察枪击事件的发生地点。在南金县各市地区，游行活动时不时会举办，但是规模确实远不如市区。
罗斯·戴维斯（Rose Davis）是2016年被金县警长代理人杀害的Muckleshoot 部落成员蕾妮·戴维斯（Renee Davis）的姐姐，她认为南金县的受害人们一直没有看到正义的曙光。为了得到更多的新闻报导和社会认知，她和家人决定将纪念罗斯的第一场集会放到西雅图，而不是其被杀害的奥本附近的 Muckleshoot印第安保留地。
而卡特里娜·约翰逊（Katrina Johnson），2017年被西雅图警察杀害的夏琳娜·莱尔斯（Charleena Lyles）的表姐, 也不认为「警察调查警察是我们的社区想要看到的」。
据约翰逊介绍，西雅图的警察暴力致死事件容易得到更多大众关注的原因是政府的监督系统，比如「警察责任办公室」（Office of Police Accountability）和 「社区警察委员会」（Community Police Commission）等机构的存在。同时，西雅图警察局还会在官网向公众公开警察随身摄像头72小时内的画面，而小的警局就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不会佩戴随身摄像头，也谈不上公开录像。
约翰逊认为州长提出的，针对警察武力使用开展独立调查的专案组是个可以提高执警透明度，修复社区对执法机关信任度的切入点。她本身作为今夏成立的专案组的成员之一，会跟执法机关和其他社区成员合作，旨在确保未来的调查工作是有预见性、可信度和种族公平性的。
戴维斯则认为，警察人员的文化培训，以及社区更多的参与度可以帮助防止更多的致命警察枪击。比如说，如果警察们跟受害人家庭在社区活动上有交流，「警察们可能会理解他们的痛苦和恐惧，而受害人们如果认识这些警察也就不会那么害怕了。」戴维斯说道。
与此同时，戴维斯认为警察应该接受精神健康培训，在体检前应该有套有效的计划。她也希望执法部门可以在土著居民保留地地区设立站点，从而更好的了解他们执警地区的文化，亲身感受这里的居民经常会体会到的世代创伤。「也许那样会让这些警察们打开自己的认知，更多的感受我们。」她说道。
对未来的南金县执法机关来说，社区参与将会变成一项强制行为。得梅因（Des Moines）选区的华州众议员蒂娜·奥沃（Tina Orwall）已经在近期全球抗议活动的背景下，组织开展了2个针对警察暴力执法问题的项目小组。
其中一个是精神健康危机回应工作组。作为一名有社工背景的官员，奥沃在社区机构和支持者，以及肯特和得梅因警长的配合下成立了该组织，目标是创造一个精神健康协调回应机制，让警官们都配有特定的危机响应器。
「这项举措的一大成果就是可以帮我们重新思考怎样更好的帮助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们。」奥沃说道。另外一个奥沃带头的工作小组是针对警察们的培训项目。以实习和辅导的形式，帮助那些不住在执警地区的警察更好的了解其辖区内的人民和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