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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对费城的裁决,或对西雅图开设「毒品站」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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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Susie

近日,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Third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驳回了一项在费城开设药品注射监管站的提议,影响波及全美。但西雅图的相关支持者们表示,这一结果并不会阻碍西雅图设立药物使用监管设施的计划。

不过与此同时,它确实会让接下来相关服务的开展协议打上不少问号。

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则直接对这一提议进行了指控,认为费城非盈利机构Safehouse 开设,在医务人员监管下自由注射药物设施的计划,违背了上世纪80年代联邦法律一项关于关闭毒品站的法律。因此,由三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院以2-1,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

西雅图市检察官皮特·霍尔姆斯(Pete Holmes)去年与金县检察官丹·萨特伯格(Dan Satterberg)签署了一份法庭之友摘要(amicus brief),以支持Safehouse的计划。对于新裁决,霍尔姆斯称「令人失望」,但表示这不会对「直接影响」西雅图。

就西雅图来说,虽然早在2015年,相关政客和支持人士就开始倡议当地的注射站,预防过度注射导致的死亡,但很多政治层面的挑战和法律领域的威胁都阻碍了倡议的落实。不过去年开始,西雅图的立法人们终于向西雅图和金县公共卫生部(Public Health – Seattle & King County)拨发了资金,用于支持当地已有的注射站为药物使用者提供服务。

西雅图市长珍妮·杜肯(Jenny Durkan)认为,费城提议被拒的法令对西雅图意味着什么还需谨慎以待。在上周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她指出西雅图市政府已经收到特朗普当局关于禁止开设药物注射监管站的警告,并指西雅图市的公众服务部(Human Services Department)正在积极与公共卫生部开展合作,斟酌如何为药物使用者提供服务。

金县的执行通信主任亚历克斯·弗莱尔(Alex Fryer)则表示,他的办公室还没有收到关于费城法令会如何影响当地监管注射计划的指示。

此案反复围绕的是联邦法律中的「毒品站」(crack house)法令,它的存在明令禁止了使用、售卖和生产毒品设施的建立。但是据支持监督注射设施的华盛顿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表示,地方法律不必完全与联邦药物法律保持一致。比如州法负责管理娱乐型大麻的各售卖点,这就已经与联邦毒品站法令相悖。

「西雅图和整个华州都在面临居高不下的过度用药死亡率,这一情况在2020年尤其显著。所以极需在推进监管注射问题上尽快行动,」华州ACLU政策主任马克·库克(Mark Cooke)在一封邮件声明中说到。「我们希望接下来的拜登政府可以允许各州地方政府自由推行此类政策,而不受联邦政府的强制干预。」

西雅图监管注射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公共辩护协会(Public Defender Association)的杰西·罗林斯(Jesse Rawlins)表示,虽然费城提议的驳回是此项目进程中的小「障碍」,但是并不会对西雅图当地的政策产生太大的阻碍作用。「我希望西雅图可以利用市议会已经通过的资金尽快推进项目的进程。」罗林斯说道。

谈到药物注射式滥用药物成瘾问题,就很难不涉及该群体的一大人员构成— 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作为经常与犯罪及争端相联系的群体,很多相关问题警察处理起来也是相当棘手,甚至不能随意对其进行驱赶,除非发现毒品交易行为的存在。

那么,疫情和经济衰退下的西雅图流浪人群会增加多少呢?

据洛杉矶一家旨在进行经济、社会和环境研究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经济圆桌会议」(Economic Roundtable)报告称,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过后,全美范围内的流浪人群会比十几年前的大萧条(Great Recession)时期再增长一倍。

研究人员们采用洛杉矶地区失业及流浪人群的详细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处在「劳动力市场危险边缘」的人们,即餐厅员工、临时工、和季节性雇佣工,在未来几年的经济复苏期会尤其面临沦为流浪人群的风险。

该经济研究项目主席丹尼尔·弗拉明(Daniel Flaming)指出,虽然该项目的数据取自洛杉矶地区,但西雅图等主要大城市在这次疫情大萧条后,会遭受的长期冲击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到2023年,全美因疫情大萧条新增的失业和无家可归率将会极大提高,达到超过600,000人,总数要比2019年1月统计的全国568,000 人翻出一倍还多。

弗拉明指出,多数丢掉自己低薪工作的人并不会立即沦为流浪人口,但他们会成为流浪人群的一大「温床」。很多不能照顾家庭,且伴随精神疾病或药物滥用问题的低收入人群都来自贫穷社区,或长期遭受体制性歧视— 尤其是非裔和印第安人,他们将会更难爬出疫情萧条期的泥潭。

另外一些研究人员则指出,该项目也明确展示了,如果新当选的领导人不采取相关措施会导致的后果。

「这项报告绝对是对政府不作为的恶劣后果的严重警示,」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社会流浪人群问题的著名学者丹尼斯·库尔汉(Dennis Culhane)指出。

库尔汉指出,2009或2010的大萧条中期,美国国会从未向全民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只是延期了失业救济金。

「《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CARES法案)一出,贫穷数字就下降了,」库尔汉说道,「谁能料想得到呢?」

一个关键的区别是:2008年的萧条期间,房价总体是下降的,且在经济复苏多年后流浪人群才随着房价的上涨而增加。

以失业率来预估流浪人群的增长是有风险的︰根据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的数据显示,全美有包括西雅图在内的几乎40% 的行政辖区都将自己的流浪人群数据进行了取消或更改,这也意味着疫情大萧条对流浪人口的影响可能要到2022年才能见分晓。

华盛顿大学研究疫情发生后金县使用旅馆解决流浪人口住宿问题的学者格雷格·科尔本(Gregg Colburn) 则认为,眼下关于流浪人口增长的预测是否完全准确并不重要。「如果我们再不采取应对措施,我们的流浪人口一定会大幅增长,」科尔本说道。「我们需要尽快从政策角度努力采取对策,来预防不管会坏到如何的最坏结果。」

弗拉明的报告给出了一个解决流浪人口逐步增加问题的方案,那就是着眼于就业问题,并指出过去的针对流浪人群问题的政策并没有给到就业问题足够的重视。「我当然同意高房价是致使人们无家可归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它绝不是全部原因。」弗拉明说道。

但是根据研究流浪人群的专家作者吉尔·卡杜里(Jill Khadduri)指出,这项报告关于就业项目对减少流浪人群的作用有些过于乐观了。她认为新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和他的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会更倾向于解决贫困人群的住房问题,毕竟他们在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与竞选总统时就建议过加大住房折价券的发放。

「美国经济的一大结构性难题就是很多工作不但低薪,而且极不稳定,」卡杜里说道 。「其实我们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办法可以阻止眼下的经济危机导致更多人无家可归,那就是扩大住房补贴的覆蓋范围,让更多的人们免于沦落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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