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by Cheng 編譯）儘管飲料行業的反對聲勢浩大，而且涉及數額超過3000萬美元，但從費城和博爾德，再到西雅圖和舊金山，美國已有八個城市已經成功對含糖飲料徵稅。
汽水和其他含糖飲料是美國人高糖分飲食習慣主因，並直接導致糖尿病、肥胖症、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隱憂。通過對經銷商徵收平均每盎司1至2美分的稅款，並在70%的情況下轉嫁給消費者，這些稅收已成功地提高了價格，並減少了人們對含糖飲料的需求，同時沒有造成行業就業損失。雖然研究人員仍在觀察這些稅收是否產生影響，但汽水稅已經在另一個領域產生影響 — 利用稅收帶來的收入進行公平的計劃性支出。
上個月，華盛頓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發表了一項關於加糖飲料稅帶來的的經濟效益的研究。該研究最終發現加糖飲料稅帶來的資金為費城、西雅圖和舊金山的低收入人群帶來幫助。
華盛頓大學流行病學家吉姆·克里格（Jim Krieger ）說︰「當我們著手進行這項研究時，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評估了含糖飲料稅的影響。」他是該研究的作者之一，並曾任西雅圖含糖飲料稅社區諮詢委員會聯合主席。與煙草稅一樣，提高不健康產品的價格會導致消費減少，並有望帶來更好的健康結果。
克里格指出隨著含糖飲料稅開始並變得越來越廣為人知，「等式的另一端變得越來越有趣」。他表示，含糖飲料稅收為當地政府增加了收入，如果政府投資得當，可以使用該資金進一步實現公共衛生和社區健康目標。但這一切取決於這些收入的用途。因此，克里格和他的同事正著手調查這些稅收是否公平。
首先，他們著眼於支出。因為含糖飲料稅是像銷售稅一樣的固定稅，無論任何變數，每個人都支付的金額也是相同的，所以首要問題是這些稅是否會給低收入人群帶來不公平的負擔。克里格表示，在研究人員研究的三個城市中，研究人員發現高收入家庭與低收入家庭一年的消費金額沒有區別。雖然該小組確實發現低收入家庭將更高的收入比例用於飲料稅，但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實際上的人均支出金額相同。
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員發現，雖然低收入家庭在這些稅收上支付的收入比例更高，但他們也是含糖飲料稅產生的收入的主要獲益者。這意味著，雖然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在含糖飲料稅上花費的錢是一樣的，但低收入家庭從這些稅收中受益最多。克里格解釋說︰「我們逐項研究了每個城市的收入分配，以了解哪些項目被投資或資助，以及誰從中受益。我們發現在所研究的三個城市中，稅收基本上有幫助拉近貧富懸殊的情況。在每個城市，低收入家庭得到的福利比他們支付的稅款要多。」
舉例，在西雅圖，低收入家庭人群每年花在含糖飲料稅上花費約600萬美元，但他們通過稅收資助計劃獲得了1250萬美元的福利。相反，高收入家庭人群繳納了約1600萬美元的稅款，卻僅獲得了310萬美元的福利。克里格說，由於收入的分配方式，這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經濟利益。根據這個定義，其是一種累進税政策 ，因為其將資源從高收入家庭轉移到低收入家庭。
在經歷前兩次失敗後，正是這一承諾幫助費城現任政府成功通過了含糖飲料稅。費城市長吉姆·肯尼（Jim Kenney）的參謀長吉姆·恩格勒（Jim Engler）解釋道，政策制定者不僅將含糖飲料稅與健康利益掛鉤，更提出有關稅收的利益會用於學前教育和社區學校。費城的第一批社區學校於2016年7月開始運作，而該市的學前教育計劃亦於2017年1月啟動，共有2,000個名額，同月該市的含糖飲料稅生效。如今，該市擁有4,300個學前班名額和20所社區學校，部分歸功於該市的含糖飲料稅。
恩格勒表示他們今年將在槍支暴力率高、家庭外兒童福利安置率高和入學率低的地區開設三所新的社區學校，他說︰「我們還打算在低收入地區開設學前教育課程，預計85%的學童是有色人種，71%的孩子生活在貧困線以下300%的水平。」
自然而言，確保這種方案利益的關鍵是稅收用途，或將稅收用於特定的項目。華盛頓州食物正義組織 「西北收穫」的公共政策和宣傳主任克里斯蒂娜·黃（Christina Wong）解釋指，社區反饋和明確的使命是西雅圖含糖飲料稅成功幫助低收入人士的關鍵，她說︰「當時我們努力快速開展一項調查，對與（委員會）相關的組織聯繫並獲得（來自他們）的一些意見。」
稅收帶來的資金成果之一是對西雅圖「Fresh Bucks」計劃的財政支持，該計劃幫助低收入者在雜貨店和農貿市場購買更多的水果和蔬菜。超過12,000個參加了該計劃的家庭均獲得了多於40美元用於購買水果和蔬菜；這些低收入家庭中大多是有色人種或無證移民。研究人員表示，他們希望其他有興趣實施含糖飲料稅的城市能夠參考這三個城市的做法，確保稅收帶來的資金被投放到被受收影響較大的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