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ie编译）布兰登·贝尔（Brandon Bell）最近一次出现在纽约一家精神分裂症治疗中心以后，工作人员再发现他已经是三周多以后在附近的一家公司流浪者收容中心。治疗中心仍然开放，但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患者并没有返回复诊。
每周一次的集体活动，例如「加勒比午餐」（Caribbean lunch）等都是重要的食物释放活动，但在疫情肆虐的时下只能被叫停。而为了降低传染风险，医疗服务人员的走访也比之前减少并缩短到了5至10分钟。
贝尔的个人经历正是疫情给整个国家精神医疗系统，包括医疗工作者和病患内部带来的挑战的有力说明。其实在新冠肺炎发生之前，美国的精神医疗服务也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甚至对有保险在身的人来说 。而现在新冠病情又来雪上加霜，专家们担心局势会每况愈下— 极需诊疗的患者走投无路，跌入深渊；而新增病患也会持续增多，面临痛苦，焦虑和沮丧等各种负面情绪。
新冠疫情的到来打乱了很多行业的工作秩序和节奏，心理治疗师也不例外。在他们正艰难适应目前状况的同时，现有的社交疏离已经让各收入阶层人群的心理咨询需求激增。虽然很多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机构已经放宽规定，允许咨询师通过电话，facetime和其他远程工具进行在线咨询，但是很多老年人和低收入人群根本无法适应这一改变，毕竟他们中很多人没有电话，也不能上网。
纽约市社区生活研究所的谢尼·谢（Jeanie Tse）博士所在的社区生活机构专门收治像贝尔那样不想自己出钱寻求治疗，而是被社区工作人员和收容所介绍到市里的病人，她指︰「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来说，现阶段获得精神方面的诊疗实在太难了。」
据联邦政府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只有不到一半有精神疾病的美国人获得了医疗帮助，这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高昂的咨询和治疗费用，以及医务工作者的匮乏。
提供免费或者低廉治疗服务的诊所，即使没有疫情时也要排几周的长队。而对于很多薪资高于州政府低保水平，但是生活依旧艰难的人来说，寻求精神方面的医疗帮助甚至更为艰辛。例如，生活在匹兹堡（Pittsburgh）的卡拉林·希普斯利（Karalyn Hipsley），她虽通过丈夫的工作获得的保险，但她就在加班加点，一周无休的工作，只为能付得起其精神咨询费用的自付部分。然而疫情一来，她已经六周处于失业状态，周末的保楚工作也不翼而飞，她接下来很可能要减少自己在心理咨询方面的支出，而这些心理咨询是帮助她从上一段暴力伤害的情感关系中走出来的重要工具。「我曾经历过生活最黑暗的低谷，那是我再也不想回去的地方。」27岁的希普斯利说道。
大多数保险都可以覆蓋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但是要找到一个能接收保险支付的咨询师太难了。如果没有保险，一次心理咨询的费用少则100美金。与此同时，这场病毒的肆虐也让新病患的数量激增。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民调显示，疫情带来的压力和焦虑让将近一半的美国人心理健康受到了负面影响。
联邦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负责人麦坎斯·卡茨（Elinore McCance-Katz）说︰「你无法让人们陷入连续数周被困在家中的情况下，不出现精神健康问题。」
在纽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拨打NYC WELL 热线，需求危机期间的心理咨询和疏导。纽约市政府决定将该热线的咨询工作人员从104名增加到191名。该项目负责人苏珊·赫曼（Susan Herman）表示︰「我们早已预见这样的需求会日益激增，而这只是个开始。」然而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因为怕感染而选择离开了收容所，这让专业机构很难鉴别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
社区生活研究所的谢指出，有大量被介绍来社区生活机构的人都患有精神分裂症包括妄想和自我孤立的倾向。从疫情爆发以来，谢和她的团队还在定期询诊他们已有的病人，而最近的简短走访主要都是为了确保人们能达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比如食物和日常洗漱。但这也让前来问诊的病人变得更少了。
在谢最近一次对布鲁克林收容所的寻诊中，她注意到贝尔瘦了很多，但当她带贝尔去附近的餐厅买三明治的时候，她观察到贝尔还是能与周围的人友好相处，这一点很让她很欣慰。贝尔也感到乐观，即使他注意到大流行造成的破坏。